人物简介
陈世骧，1905年11月5日出生于浙江嘉兴，1988年1月25日病逝于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昆虫学家、进化分类学家。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曾历任“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研究员、主任。1953年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首任所长、研究员；1962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昆虫研究所合并，定名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1982年至病逝前一直担任该研究所名誉所长。
曾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先后任《中国动物志》编委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副主编，《动物分类学报》《动物学研究期刊》主编以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昆虫学报》和《昆虫分类学报》等刊物的编委。1951年参加九三学社，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生从事进化生物学及昆虫分类学理论研究。主要理论贡献表现在：生物界的六界学说；物种概念与物种形成；“大量生殖是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的结果”；“取食方式(或营养方式)决定了生物进化的基本路线”；“又变又不变”的进化理论。
发表论文和专著约185篇（部），发现昆虫76个新属、949个新种等新阶元。叶甲系统分类研究和《进化论与分类学》一书同时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1978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主编的《中国动物志·昆虫纲鞘翅目铁甲科》（包括4个亚科、417个种）于198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本报记者 李晨阳
步入耄耋之年后，陈世骧决定再收一名关门弟子。组里当时正在北京农业大学授课的研究员虞佩玉，物色到一名勤奋好学、基础扎实的研究生。经虞佩玉举荐，陈世骧给这名研究生写了一张便条，问他是否对生物进化感兴趣，是否愿意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跟自己学习。
杨星科当时20多岁，既有对科学的一腔热情，也有年轻人的懵懂迷茫。在周围人艳羡的目光中，他隐约知道手上的这张便条是一张无比宝贵的入场券。
但杨星科没有想到，这张入场券换来的，竟是一份做也做不完的终身考卷。
开基创业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向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投放了生物炸弹。这种特殊的弹药藏着带菌昆虫，能迅速向外传播病毒。
自1952年起，陈世骧便开始主持中国科学院反细菌战科学调查中的昆虫研究工作，他领导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对美军飞机撒布的大量带菌昆虫标本进行了分类鉴定，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罪行，为中国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国家领导人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专门开展昆虫学研究的科研机构。1953年，包括昆虫研究室在内的多家相关机构汇聚到一起，组成了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以下简称为昆虫研究所）。
周恩来总理接见了陈世骧，高度评价了他们团队的贡献，并决定为新成立的昆虫研究所建造生物楼。
陈世骧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还曾在英国伦敦博物院、德国柏林博物院等单位工作。1934年，他回到烽烟渐起的中国，辗转于多家科研机构，始终坚守自己科学报国的信念。
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学者，又在昆虫研究所的筹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他出任昆虫研究所首任所长，可谓众望所归。
1962年，昆虫研究所和由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发展而来的动物研究所合并，形成了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为动物研究所）。陈世骧再次被任命为动物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直到1982年，他才卸任所长一职，作为动物研究所的名誉所长直至去世。
“从昆虫研究所到动物研究所，陈先生这个‘所长’一做就是近30年。他人品好、威望高，有凝聚人才的号召力，也有谋篇布局的眼界格局，始终让人心悦诚服。”与陈世骧共事多年的动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书永说。
几十年间，陈世骧为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和领域拓展呕心沥血，成就了动物研究所这个一级学科建制、综合性的全国动物学最高学术机构。他亲手创办《动物分类学报》，组织“中国动物志”“中国经济昆虫志”等编研项目，把全国广大动物学家和昆虫学家团结起来，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抗虫救民
1953年，中国暴发蝗灾，严重威胁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陈世骧心急如焚，立即召集昆虫研究所内的有关科研工作者，商讨如何配合治蝗工作。中国科学界第一次全面反击东亚飞蝗的战役轰轰烈烈地打响了。
从公元前707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2600多年间，我国有记录的重大蝗灾就有800多次。蝗灾不仅对农业和民生造成毁灭性打击，甚至直接影响时代兴衰和国家命运。
陈世骧在鱼米之乡嘉兴长大，自小目睹农业害虫泛滥成灾的惨状。其父陈志巩曾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民间治虫组织——治螟委员会，指导农民用科学方法治理稻螟。数十年后，深受家庭熏陶的陈世骧也走上了这条治虫报国的道路。
在陈世骧的调兵遣将下，钦俊德领衔的生理学研究室分析蝗虫的代谢和繁衍机制；马世骏领衔的生态学研究室探究蝗虫群体行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陆近仁领衔的形态学研究室识别没有飞行能力的蝗虫幼虫，以便将蝗灾扼杀于迁飞之前；熊尧和龚坤元领衔的毒理学研究室则致力于开发杀灭蝗虫的具体方法……多管齐下，终于彻底解决了我国东亚飞蝗的根治难题，完全控制了东亚飞蝗的肆虐和危害。
这一仗打得如此漂亮，为人民群众赢得了巨大利益，也奠定了动物研究所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
动物研究所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东亚飞蝗生态、生理学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获得了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还入选了中科院60年百项重大成果展。
“这份获奖名单上没有陈先生的名字，他的淡泊名利由此可见一斑。”杨星科说，“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具体工作，却是制定全局规划，在幕后运筹帷幄的那个人。”
变与不变
陈世骧自1929年起便开始致力于昆虫分类研究，遵循传统分类学的研究方法。而1956年的一场会议改变了他的学术道路。
在当时的中国学界，米丘林学派占据统治地位，摩尔根学派却受到压制，两派之间俨然势不两立。中科院和当时的高等教育部为此在青岛举办了遗传学座谈会，把两个学派组织在一起华山论剑。陈世骧应邀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物种问题”的发言。
“我深深体会到，值此分类学的百家争鸣时代，各个新型学派都在致力于分类改革，进化分类学亦必须有所创新，才能赶上时代。”陈世骧在文章中写道。自这场会议后，他开始转向进化分类学研究。
进化分类学有一个核心问题：物种究竟是“变”的还是“不变”的？林奈的回答是“不变”，达尔文的回答则是“变”。
随着进化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物种在“变”已是不争的共识。然而进化论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物种区别分明，物种和物种之间并没有无数过渡形态互相衔接？
进化论与分类学之间由此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甚至有人开始怀疑：自然界真的存在所谓“物种”吗？抑或“物种”只是人类创造出的一个分类概念？
经过深入思考和系统分析，陈世骧提出了“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概念。他相信，“变”是物种发展的根据，“不变”是物种存在的依据，二者辩证统一，不可偏废。
“把分类学和进化论结合在一起，是陈世骧的一大创举，也是他最核心的思想。”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复生说，“‘又变又不变’这乍看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实则蕴含着无穷深意。”
漫漫考卷
“陈先生的一句话，就让我做了几十年。”说起陈世骧，杨星科无限感慨。
1988年，陈世骧溘然长逝。此时杨星科仅仅跟他学习了不到1年，还没来得及正式入学——这成了他平生的一大憾事。
在杨星科看来，陈世骧堪称生物学家中的哲学家。他所著的《进化论与分类学》是一本仅有百页的小册子，却具备惊人的信息密度和思想强度。
“陈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概念、‘连续又间断’的分类特征，都是逻辑推演的产物。受当时研究条件所限，没有实验数据可以支撑。”杨星科说，“我这几十年来，就试图一个一个去解释他提出的理论。”
杨星科团队通过几何形态学这一先进的科学工具，将生物的各个分类性状数字化，再用专门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同一物种内的性状变化是连续的，但再怎么变，都会有一定的范围；不同物种之间的性状范围则是间断的。
“我们终于能有理有据地说，生物演化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物种不仅仅是人为创造的概念，更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杨星科说，“就连很多西方学者也逐渐开始认可陈先生的思想和理论。”
每当新生入学，杨星科发给他们的第一本参考书，就是那本薄薄的《进化论与分类学》。课题组里还有很多广为传阅的书籍，也都是从陈世骧那时候流传下来的。
70后、80后、90后的一代代学子，偶然看到书页留白处的一些批注，常常会惊叹：“陈老当年写下的这段话，我们现在才证明是对的！”
“陈先生留下的考卷实在太过厚重。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没能交上一份完整的答卷。”杨星科叹惋道。而让他欣慰的是，后辈学子们自会把这张卷子继续做下去。
①1978年陈世骧（左）与赵建铭讨论昆虫分类。
②昆虫学专家陈世骧与其助手龚韵清在实验室内研究美机所投昆虫的情形。
《反对美帝细菌战》手稿
④《进化论与分类学》手稿
⑤1953年3月，陈世骧（前排左二）赴京出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长时与该所同事合影。
⑥1978年，陈世骧做昆虫分类研究。
记者手记
在那短暂的一年里，陈世骧每周都会给杨星科开一份书单，让他在一周内学习消化，然后汇报读书心得。
有好几次，陈世骧上周布置的书目，又出现在这一周的书单上。年轻的杨星科心中窃喜，心想自己已经读过了，可以稍稍放松一下。
直到有一天，师母谢蕴贞在送他出门时悄悄告诉他：如果陈世骧重复列出一本书，就说明这本书你还没有读懂，回去要认真再读几遍。
陈世骧给杨星科布置的第一个课题是“高山萤叶甲的形态与演化”，还专门圈定了萤叶甲亚科下的一个属。他问杨星科：“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研究这个属吗？”杨星科查了一些资料，给出一个回答。陈世骧听了摇摇头说，你再想想。
这回杨星科长了心眼，他先去找组里的老师同学讨论，有人提出这个属的高山萤叶甲有一个特点——分布范围很广，最高可以生存在海拔5100米的西藏日土县，最低在海拔几十米的吐鲁番盆地也有分布。陈世骧显然对这个答案更加满意。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杨星科发现高山萤叶甲的形态会随着分布地而变化。在海拔越高的地方，萤叶甲体形就越扁，体色就越黑。生存在海拔5100米处的那个物种鞘翅出现愈合，后翅已经退化，基本丧失了飞行能力。
陈世骧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他逼着杨星科一步一步地思考，最后得出结论：高山地区低温风大，昆虫的体形变扁、放弃飞行，就不容易被风吹走；体色变深，就能更有效地吸收阳光中的能量。
陈世骧提出的问题一环接着一环，到最后，不仅杨星科答不上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了。
“正因为我们看到了自然现象，却搞不清内在原理，这才有了科学问题。我给你出这个题目，就是让你明白，在研究中要不断地发现科学问题，追寻背后的答案。”陈世骧语重心长的一番话，永远留在杨星科心间。
了解陈世骧的人，都说他严肃持重、不怒自威。但这个严肃的人从不死板，从不照本宣科。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启发着学生、启发着同事、启发着大家做出更好的科学成果，更好地建设动物研究所。
而这只是陈世骧功绩的一个很小的层面。
往大里看，他提出的三总界六界系统，启迪了人类对生物系统发育的崭新认知；他开创性地把进化论与分类学结合在一起，启迪了学界对物种演化的重新思考；他首次提出昆虫进化的三大阶段，启迪着无数后辈学者在这一框架下展开成体系的研究……
他是生物学家中的哲学家，以罕见的思想高度烛照后世。他留下的那份考卷已经有人做了几十年，未来也许还得再做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所谓“科学奠基人”，不就是开辟了一条值得长长久久走下去的路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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