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人才”）自实施以来，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在科研、教育、产业创新等多个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但在人才引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海归”学者如何更好地融入中国高校的发展环境，高校人才引进与制度创新方面还存在哪些亟待改进之处。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国际研究讲席教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院长洪永淼。
“海归”学者肩负推动中国学术国际化重任
记者：2005年，您以“海归”经济学者的身份加盟厦门大学。请您结合自身经历，谈谈“海归”经济学者应在中国高校发展中承担哪些责任？
洪永淼：就经济学科而言，目前中国大学形成了比较完整、独立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但是教学内容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的程度还比较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海归”经济学者由于在国外受过严格且系统的专业化训练，对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把握较为准确，他们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国际化肩负重任。
我认为，当代“海归”经济学者的历史责任，首先体现在促进中国经济学教育（如经济学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和研究（如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的规范化和现代化，并使其与国际接轨；其次，“海归”经济学者还是中国大学进行经济学国际交流、合作的中坚力量；最后，“海归”经济学者不仅是改善、净化学界学术不端的推手之一，也是推动中国大学各方面改革的重要力量。
“海归”学者给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带来挑战
记者：您认为“海归”学者在融入中国高校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洪永淼：“海归”学者长期在国外生活、学习甚至工作，比较熟悉国际化惯例、国外的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他们回国后，面对目前中国高校的管理体制，或许会出现碰撞与摩擦。例如，“海归”学者对国内高校的一些规章制度较为敏感。国外高校从招收学生到招聘教授，再到分配学术资源与办学经费，是由高校的学术力量决定的；而在国内，这些事项在很大程度上由行政力量主导。
此外，由于国内外学术人才市场的竞争、回国工作的机会成本等原因，引进“海归”的成本比较高昂，这将使“海归”学者与国内培养的学者之间形成矛盾，并且给中国高校人才管理体制带来挑战。如何正确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必须接受的检验。
要“引得来”，更要“留得住、做得好”
记者：针对以上问题，您认为，高校应采取哪些措施 “引得来”“海归”学者，更能 “留得住、做得好”？
洪永淼：“海归”学者在融入中国高校时遇到的困难是由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国内外学术环境存在差异，应尽快革新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为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打下基础。同时，国内高校对 “海归”应该 “放松心态”，本着鼓励竞争、允许失败的原则，从宏观、长远、整体的观点看待并评价他们；切实做到事业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多方关心。其次，这些困难与“海归”学者自身的心态不够平和、期望过高、对困难的估计不足和对国情不了解等存在关系，他们自身也需要做出努力，尽快融入国内的工作和生活。
记者：近10年来，WISE一直在探索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之路。请问在处理以上问题的过程中，WISE形成了哪些举措或经验？
洪永淼：近10年来，WISE聚集了一批“海归”学者，他们对推动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现代化与国际化发挥了重要作用。WISE之所以能够留住“海归”学者，首先是因为成立了相对独立的教学研究机构，尽可能减少现有体制对“海归”学者的约束与限制。如果将他们分散安排到体制内的不同学术单位，可能不容易形成合力，发挥的作用也就有限，这是WISE发挥“海归”学者作用的成功经验之一。
此外，WISE不仅从待遇、服务和环境等各个方面为“海归”学者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还借鉴国外高校的终身教职制度，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相当于拿到了“铁饭碗”。首先，被聘到WISE任教的“海归”学者拥有厦大正式编制，可享受到“体制内”的所有待遇；其次，WISE为“海归”学者配备了较好的行政后勤服务和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回国任教遭遇的文化冲击；最后，WISE从成立至今，便对所有招聘教师实行终身教职制度，6年后即有可能被评为终身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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