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50后”渠志灿负笈留美，事业成功，生活稳定。如今，她放弃国外的安逸，全职回国创业打拼，开启为家乡经济发展作贡献的航程。
20年前，“70后”申华章奔赴大洋彼岸寻找人生新天地，兜兜转转之后，最终回国开启科技办学生涯，兴办“根植中国，拥抱世界”的个性化教育学校。
10年前，“80后”尹华杰带着父母的叮咛登上飞往德国的航班。潜心积累，学成报国，“是时候回去了”。如今，他将循着初心，踏上归途。
这是回家的故事，这是追梦的情怀。
沿着中国走向强盛的历史走廊，透过新世纪以来的最大“海归”潮，人们看到的是这个共同家园的蓬勃生机，是这个梦想舞台的广阔无垠，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全球的标杆引领效应。
抓住发展机遇——“走，回中国去！”
在回国创业这件人生大事上，加拿大“海归”张极告诉记者：“我仅用3分钟就拍板决定了！”
2009年，张极携世界领先的“带有活动定位装置的心脏瓣膜植入系统”技术回国做了一场30分钟的演示，国内企业家3小时后作出了投资1000万的决定。当地政府大力支持，相关部门一路绿灯……所有这些，最终成就了高效的“3分钟”。
很多人用“洄游”来形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海归”潮，“走，回中国去！”的声音此起彼伏。10年前，中国每送出3人留学，迎回一人。现在，八成人选择回来。调查显示，81%的留学归国人员认为，国内创业机会比国外“更好，甚至好得多”，回到国内“做成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当然，回国并不意味着一马平川，机遇与风险总是相伴相生。投身国内医疗器械产学研后，张极很难按时更新国外行医执照，这意味着他丢掉了令全家衣食无忧的“铁饭碗”。
在国内，张极的月薪只相当于他在国外做医生5天挣到的钱。有朋友说他“太傻”“简直无法理解”，但他并不这么想。“我砸了‘铁饭碗’，但得到了回国创业、实现理想的大好机会。”张极看好自己的新技术投入量产和临床的市场价值，“未来的收益无可限量”。
两年前，吴桂德来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攻读法学双硕士，毕业后继续留在洪堡攻读博士学位，专注知识产权保护。对他来说，毕业后回国是早已决定了的事，是“顺应大势”。
“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深入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德国大量收购当地企业，不可避免涉及很多知识产权问题；另一方面，国内制造业不断升级，中国需要健全知识产权制度，为‘中国制造’品牌保驾护航。”
与张极和吴桂德的毅然决然相比，李沛祥的回国经过一番心理挣扎。20多年的打拼，他已在加拿大生物材料研发领域开创一片天地，其创办的ABM公司被加拿大外交部推荐为温哥华地区5个最具潜力的公司之一。
2012年年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沛祥参加了南京“321”人才计划招聘，被成功选中。当地政府第一时间把补助打到账户上，当地招商引资的官员和投资者有着专业和完备的知识储备，这些令他深受触动。
迈出第一步，他便一发不可收拾。继南京之后，李沛祥又在镇江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希望5年之内，销售额可以破亿，实现上市！”他雄心勃勃。
传承家国情怀——“人，总得感恩！”
“下个月可以回家了……”德国蒂宾根大学生态学研究生曹左男满心欢喜地走出导师的办公室。他的毕业设计方案“关于中国青藏高原土壤养分的实验方法研究”刚刚获得导师认可，即将回国实地选取、收集相关土样。
这位“90后”小伙子出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独子，在青海西宁度过了人生最初的18年。在德国求学的日子里，家乡那片雄浑壮美的高原始终让他魂牵梦萦。
曹左男就读的生态学是德国科学家黑克尔在19世纪提出的概念。在中国农业大学读书时他就暗下决心，要去德国追根溯源。在他看来，学成归国、立志环保是理所当然。
“人，总得感恩！刚上大学时，我就在想将来能做些什么，回馈父母和家乡父老，还有养育我的那片土地。”
留学，这个清朝末年才出现的词汇，凝聚了一代代中国人寻道图强的家国梦想。从19世纪的“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到20世纪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从21世纪全职回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再到今天的“曹左男”们，家国梦代代传承，绵延不绝。
对于“80后”归国博士后张伟来说，回国发展的想法深受“海归”前辈的影响。在国内读博士时，他的导师就是一名“海归”。在导师的熏陶和激励下，早在出国前他就对出国要做什么、回国后怎样发展，有了比较明晰的方向。
现任凯杰(苏州)转化医学研究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副总监的张伟告诉记者，尽管有诸多现实考量，最终定下回国，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海归”的传承，“就像启明灯，在黑暗与迷茫中帮你指明方向”。
“70后”刘立恺，浙江省“人才”专家、浙江健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言谈中同样透着浓浓乡情。
“身在海外，我为祖国的发展自豪。世界很大，我想去看一看；但世界再大，我的根依旧在中国。”他认为，国内招才引智政策越来越好，为“海归”人员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保障。
“从小在国内的人文环境中长大，尽管美国的生活平稳安逸，但还是留恋吃油条、喝豆浆的生活气息。只有回到祖国，才能真正找到归属感。”
走向时代前沿——“来，做核心决定！”
对于离开硅谷、加入华为的这段经历，丁险峰津津乐道。他说，如果没有辞去英特尔公司传感器系统平台架构师的工作，回国担任华为传感器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就不会成就自己在世界传感器行业的领军角色。
英国《经济学人》感慨，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中国正涌现世界级公司。华为，作为世界三大手机应用传感器研发公司之一，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行业地位举足轻重。“相比在美国工作，目前我对世界传感器行业发展的影响力成百倍地增长……我代表着20亿美元的采购方。”
在国外遭遇职业“天花板”，这是很多“海归”选择回国的原因。跟很多留学生谈到是否回国的问题时，丁险峰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便是“只有到了中国，你才能做核心决定”。
“60后”黄晓波曾在日本留学。“当年，大半个班的同学都出国留学了，但很多人被埋没在海外。”而黄晓波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成为北京大学应用碎石技术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学科带头人。
黄晓波庆幸自己的回国选择：“泌尿外科在美国属于医学领域热门专业之一，一名中国人想成为美国主流大医院泌尿外科的负责人，简直比登天还难！”
在更高层面、更广平台做“大事”，这同样是李一诺“二次回国”的初衷。2008年，这位清华大学才女以美国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项目经理的身份回国工作，希望了解中国市场，拥有在国内的工作经历。
2016年，她再次回到北京，担任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尽管收入比以前少，工作还比以前多，但她认为“值得”，因为可以从“一尺的世界看到一丈的世界”。
回北京后，李一诺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参与盖茨基金会同清华大学、北京市政府三方联合成立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的工作，利用中国的技术和资源建立全球公共卫生和医药创新机构，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穷人提供医药服务。
“去年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将全球健康纳入大会议题。”在李一诺看来，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并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今天，她能在更加广阔的平台为中国乃至世界做事，这种人生经历是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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