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2月21日电 据欧洲时报网12月21日报道，继恢复高考后，扩大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又一步重要举措。一批又一批远渡重洋的中国学子不仅经历着自己人生的巨变，更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生生不息的“弄潮儿”。40年过去了，成长起来的中国仍需“海归”的力量。而面对当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环境，新一代“海归”唯有了解中国、沟通世界、发挥优势，才能更好地重新融入中国这片充满机遇的沃土。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1978年6月23日下午，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后，已恢复党内外职务并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工作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谈到派遣留学生问题时如是说。
继恢复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之后，扩大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又一步重要举措。在此之前，“文革”运动一度造成派遣出国留学生政策的全面停止执行；从1972年到1977年，内地共计派遣的留学人员只有1200多名。实行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519万人。仅2017年，出国留学人数破60万大关。
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进入美国、日本、加拿大等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学习，其中有经过严格筛选而被寄予厚望的公派留学者，也有为追求个人理想进而贡献中国社会的自费留学生，后者在中国经济走上正轨的90年代之后更成为留学教育的主力军。
走出国门的留学生群体是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下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受益人，也是将世界展示给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推动者。40年间，留学生的命运与改革开放的历程彼此见证。
40年前，中国需要海归
“Home,home,sweat sweat home,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家、家，可爱的家，没有地方比家更可爱。）”30多年前，面对“是否要留在美国”的发问，还在美国访学的柳百成这样回答。1978年12月26日，中国向美国派出的首批52名访问学者踏上赴美的班机，曾因“资产阶级出身”错失两次留苏机会的柳百成名列其中。归国后，柳百成回到清华任教，至今为国家培养了50多名机械工程专业博士。
1978年，中国留学教育大规模重启，到1981年初，已向53个国家派出了5000多名留学人员，其中占主要比例的是像柳百成一样的进修人员，所学专业以自然科学居多。彼时，中国政府在留学生回国问题上有严格要求。1981年2月，教育部在做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通知中这样表示：学习期满后，不得申请留下工作、索取资助，应急国内工作需要之所急，动员其按期回国。
在了解当年的中国国情后，便不难理解扩大派遣留学政策一开始时的严苛。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中国尚未脱离“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的影响，物质生活水平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因此，那时与派遣留学相伴而生的，是学成后的回国问题。回国成为一项既关乎个体又涉及国家命运的选择。
“国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机场的商店里摆着琳琅满目的画报、杂志、刊物，超市商品应有尽有，高速公路十几个车道并行，确实让人很震撼。”30多年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在回忆时写道。从1984年开始，中国逐渐开放自费留学，个人申请留学成为新的可能。也是这一年，尚在对外经贸部工作的王辉耀萌发出国学习的念头，经不断努力争取到海外留学奖学金，成为中国内地最早一批赴加拿大攻读MBA的留学生。
随着留学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多，80年代中后期，选择留在海外工作生活的人数逐渐攀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借机截流中国海外人才，更加剧了人才不归的现象。此时真正重新开启留学人员归国热潮的，还是邓小平的一席话。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视察亚洲仿真技术公司时，对该公司总经理、留美回国的学者游景玉说道：“要作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紧随邓小平的表态，1992年8月12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在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教育方针。1993年，该方针被写进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为中国留学生回国打下一剂“强心针”。
“小平同志对海外留学生期望之殷殷，深深地触动了我。”王辉耀讲道。1993年，时任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代表的王辉耀在任期满后，选择回到中国，创立了自己的国际商务咨询公司，并带领公司为中国诸多重大项目如三峡工程的引进外资和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不断将留学工作的重心从派遣留学转移到吸引留学人员回国上来，凭借对海外人才的诚挚渴求，终于吸引到大批像王辉耀这样的“海归”群体，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建设提供了全新的动力。
40年后，海归需要中国
70、80年代留学生前辈趟出来的一条路，为国外大学认知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出国游学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对于今日的中国留学生而言，回国与否或已不再成问题。90年代，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步入正轨；2010年，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期间，中国留学生选择学成回国的人数超过313万人。仅2017年，留学回国人员人数达48万余人，较前一年增长11.49%。
如果说40年前的中国更需要海归人才的助力，那么如今留学回国的海归更加需要中国的市场环境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本科毕业后，我去了纽约大学修读统计学专业硕士，在出发前就做好了3年后回国的打算。先在企业干几年，为以后创业积累资本。”目前在深圳某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封先生讲到，“高中时我曾去过一次纽约，这么多年过去，并没有看到它有太大变化。相比之下，深圳可能机会更多、更有活力。再说，对于国外，我始终没有归属感。”
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海归”这个牌子的含金量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才市场而言已不如前。有统计显示，七成2018年上半年回国的海归群体对于内地的薪资水平并不完全满意。即便如此，依旧阻挡不了更多的海外学子选择回到中国这片充满机遇的沃土。在此背景下，中国海归学子需要不断自我提升，从而适应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国新环境。
“留学生有很大的优势，国际化的视野肯定比本土学生强；但也有天然的弱势，离家时间长了，家的味道慢慢就忘了。”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副处长于海蛟在2018年8月举办的第13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说，“我所接触到的比较成功的海归人士，既保持着在海外的独立思想，也懂得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文化之道。这两者结合好了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VIPKID创始人、80后海归创业者米雯娟或许是新型海归人才的一个代表。2013年底，她创立VIPKID在线少儿英语公司，以外教一对一视频的方式授课，如今已有50万来自世界各国的小朋友注册学习英语和汉语：“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推动下去，帮助这一代小朋友建立全球化的视野，让这个世界更加共通共融。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创业机遇，如今我将回报以感恩和初心。”
海归已成中国通向全球化的“桥梁”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留学大潮的兴起一直与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19、20世纪之交，中国为救亡图存而选派120名幼童留学美国，之后又诞生了孙中山、詹天佑、严复等仁人志士，开启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之路；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们在求新求变的思潮下先后踏上赴欧、赴日留学的旅程；改革开放的政策下，中国终于迎来了近代最大规模的留学潮。从这一角度看，留学生运动的冷与热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晴雨表。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进步，海归群体也需不断进步。在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加、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屡次表态将坚持改革开放的步伐，拥护全球化这一大势所趋。对于中国而言，留学教育从来不只是为了培养不同领域的知识精英——留学生是当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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