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我国全面推行“营改增”的首年，根据财税部门的说法这一税制改革使得中国企业减税5000亿元。但去年也出现了曹德旺、宗庆后有关“中国企业税负过高”的言论，以及学者提出的“死亡税率”观点。那么营改增减了5000亿元的税负，为什么很多企业却觉得税负不降反增，这其中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在昨天由中国税务报社发布的“2016年全国十大税收新闻”中，“营改增”毫无争议地榜年度最重要新闻的首位，而“企业税负”也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教授刘怡表示，减税5000亿的数字是根据全国1069万户企业的数据算出来的，真实性无需怀疑。但既然是真实的为什么仍然有人感觉到税负是上升的?他表示，首先营改增肯定对于不同行业大税负是有升有降的，一段时间以来出来发声的都是税负提高的，而税负降低的可能不愿多说话，这是客观的情况。
另外他强调，以前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地方政府在征税范围的掌握上可能都会有差异，比如为一些区域内的企业提供优惠。现在这些营业税下的优惠没有了，原来没有征或者被豁免了的企业现在要被征税了，那就会感到税负增加了。他举例说，这几天美国硬盘巨头希捷关闭苏州工厂的消息引人关注，据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苏州税务部门向希捷征了2亿多美元税款。而原来希捷在当地可能是不用这样缴税的，现在突然要缴了，那么即便这个企业还在盈利可能也不想干了。
此外，随着“金税三期”工程的上线，我国企业普遍感觉征管变得更严格了，换句话说，原来能够想办法避开的税现在不能避了，这也会造成感觉税负上升。因此他认为，一定要考虑企业税收的显现化，原来营业税可能没这么明显，现在逐步推出价税分离就导致人们对税的意识不断增强，每个人都可以算账，“我们应该把数据都公布出来让大家来算，否则税务部门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则表示，税务部门不要怕企业说税重，“中央一直都在提减税，就因为重才减!”他指出，随着美国新政府即将推出的减税政策，肯定要引起全世界的连锁反应，中国必须有所应对。但他提出，衡量一个国家税负的轻重不能光从数字来比较：比如某亚洲国家的宏观税率仅为6.4%，但基本没提供什么社会福利;而丹麦的宏观税负达到47.2%，却有丰厚的社会福利，怎么判断哪个国家的税负轻还是重呢?他认为必须结合财政支出结构和税款的使用来分析宏观税率的高低：税负数字低的不见得税负轻，税负数字高的不见得税负重，哪怕一个国家税收占GDP仅有1%，但都没用在老百姓身上而是用在政府不合理的支出上，那都是高的。
财经观察
“中国总税率为68%”的说法靠谱吗?
68%，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总税率近期引发争议。这一数据计算指标有哪些?怎么个算法?横向可比性如何?业界甚至世行内部都认为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应该了解的是，“中国总税率为68%”出自《2017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这份报告以2015年各经济体的数据为基础，由世行主导、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参与。世行负责协调纳税报告的乔安娜·纳斯尔表示，报告团队以“假定情形”为基础，在主要城市中设定一两家中等规模标准企业，综合销售利润率、员工结构和工资水平、固定资产处置行为等因素进行测算。
简言之，总税率等于企业纳税额加强制性派款等支出除以商业利润，其中纳税额不包括由个人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和不影响利润的增值税，强制性派款在中国指五险一金，商业利润指企业缴纳所有税款前的净利润，并非企业财务上的所得税前利润。
只是，在一些财税专家看来，这种标准和算法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其一，总税率并非依据真实企业数据分析得出，而是在模拟情形下进行测算，其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一定能保证;其二，总税率以商业利润为分母测算，而通行做法是以销售收入为分母。此外，各经济体税制和社保体系差异较大，横向可比性受多重因素影响。这一点在世行中国局首席经济学家李伟乔处得到印证。他说，如果要跟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必须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社保支出占商业利润的比重就超过48%，原因是这部分支出几乎全部由雇主承担。而在美国，按规定，只有一半的社保支出由雇主承担。
“这就是营商环境报告中税负指标的国家间可比性可能受限的一个原因。”李伟乔坦言，如果我们仅看企业所得税的话，中国企业的负担比美国小多了。
纳斯尔同时表示，总税率只是营商环境报告的一部分，是综合评价各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指标之一。整体而言，中国的营商环境位列全球第78位，较上年度提升了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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