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8日，不同寻常的日子。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被约见汇报工作。而点名约见他们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就如何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被称为“七·八谈话”。
由此，中国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掀开了新篇章。30年来，引智工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30年，是引智规模不断扩大的30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每年不足万人次到2011年来华境外专家52.9万人次；
这30年，是引智领域逐步拓宽的30年。从过去侧重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工业、教育文化等领域和部门，发展到遍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这30年，是引智结构更加合理的30年。从不单追求数量到更注重高端引领，提升引智效能；
……
引智结构更加合理——
重点引进高端紧缺智力资源
“格里希效应”是引智史上传颂的一段佳话。
1984年，德国专家格里希受聘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任“洋厂长”。上任后，“洋厂长”马上大刀阔斧地改革，提出要打破“铁饭碗”，实行职工工资与工龄、岗位、业绩挂钩的制度，大大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产品质量。1986年，武柴生产的柴油机开始向东南亚七个国家批量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当年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格里希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同时更是一种管理制度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他撰写的26万字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对国企改革是很好的借鉴。由此产生的“格里希效应”对全面推进我国的引智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改革开放之初，引智工作主要就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和管理问题展开。
经过30年的逐步摸索，引智工作不断创新、深入发展。这期间，来我国开展科研合作交流的专家非常多，各个领域都有所涉及。有带着课题来的，也有合作搞研究的。“十一五”期间外国专家引进数量已经达到163.5万人次，“十二五”期间，总量将达到197.4万人次。
30年来，“外专人才”是最为令人瞩目的引才项目。作为国家“人才”第5个平台，“外专人才”2011年底启动，2012年开始深入实施。“外专人才”的全称是“人才”高层次外国专家项目，目标是围绕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需要，利用10年左右时间，引进500至1000名高层次外国专家。目前已有129名专家入选，高端引领的导向作用明显增强。这标志着现阶段中国的引智工作进入以重大工程建设、重点基础性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装备开发为载体，以事业留人，以项目带动引智工作的新阶段。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迫使引智工作更专注于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拓展引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优化引智结构。
优化引智结构，重点引进外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是国家引进国外智力“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十二五”期间，外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数量要由2010年6.94万人次增加到2015年累计45.4万人次，要占总量的23%，较“十一五”时期增长57.1%，并且在产业和地区间的分布更加合理。
引智方式不断创新——
提升效能，实现效益最大化
“请进来”和“派出去”作为引智工作的两种重要形式，双轮驱动，有机结合，才能取得最佳效益。30年来，引智工作不断创新方式方法，逐步建立完善协调、高效的引智体制，形成合力，实现引智效益最大化。
引进外国智力，不仅是智力的引进，更多的是人的引进。经过多年实践，我国近年来引进了“人才贡献率”这一概念。一个外国专家究竟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怎么去衡量？如何让外国智力发挥最大效益？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引进外国专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由2.8%提高到4.2%，引进外国专家对人才队伍建设的贡献率要由1.9‰提高到2.8‰。“这意味着引进一位外国专家，不仅对经济增长有直接贡献，同时，对人才队伍的培养以及未来对经济的增长贡献则是不可估量的。”张建国说。
此外，外专局还积极开展与国外高等院校、科研结构、企业和专业学术团体的合作，组建外国专家智囊库，进一步丰富国外人才资源信息库，优化国外人才测评系统，为引智提供有效服务，提高引智效能。
目前，以“融全球智力，促共同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已经举办了十一届，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人才与智力交流盛会。“我们将继续拓宽高层次引智渠道，搭建更高层次的国际人才交流平台。”张建国说，自1993年举办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已9届，中外专家赴企业实际考察，共同研讨生产技术中的问题，并提交技术创新和发展建议数百条。
不断提高出国（境）培训的质量效益，也是提高效能的另一重要举措。出国（境）培训，是因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而启动，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一项工作。出国（境）培训的人员也从早先的比较单纯的技术、管理人员发展到各领域的人员。培训内容紧密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设计，目前经国家外专局资格认定具有承办培训团组资格的境外机构总数是293家，分布在38个国家。
近几年，在控制总量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培训结构，逐步提高中长期培训项目和高层次培训项目的比重，以提升出国（境）培训质量和效益做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趋利避害、注重实效”。目前，每年出国（境）培训的规模约5万人次。
引智环境明显优化——
法制化建设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步伐
多年就职于波音公司的美国专家谢里一直从事飞行器降噪方面的研究。在2008年听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后，主动和商飞联系并加入商飞公司。噪声不仅仅影响飞机的舒适性，还有安全性和环保性。中国商飞公司是我国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的主体。谢里的加盟，无疑为商飞增添了“隐形的翅膀”。在商飞工作的几年来，谢里带领中国同事，有效地解决了国产大飞机的降噪问题。
无论是早期的“洋厂长”格里希，还是新世纪的谢里等这些为我国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
中国政府“友谊奖”设立于1991年。截至目前，共有来自65个国家的1249名外国专家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授予来华工作外国专家最高荣誉奖项，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引进国外智力的重视。
随着我国引智环境的不断优化，外国专家引进方式也从“以中引洋”发展到“以洋引洋”，中国对国外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日趋增强。
为健全外国专家来华工作服务体系，中国陆续完善相关法律并出台多个制度与办法。1985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2004年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从2004年起，外国专家开始从中国有关部门申领中国“绿卡”。2012年底，中国政府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和《关于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享受特定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为“洋专家们”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华居留、出入境、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同时，全国各地也积极优化引智环境，出台相关政策与措施。上海针对外籍人才推出居住证B证制度，突破性解决了外籍人才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瓶颈问题。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提供了不少于500万元的研发经费，用于支持专家组建科研团队。
30年来，我国引智工作法制政策体系日趋健全，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突破，符合国际惯例的引智模式基本建立。
回首30年，改革开放初期，曾出现中国留学生涌向美国潮，寻找“美国梦”。如今，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更多的外国专家来中国，寻找他们的“中国梦”。“中国梦”对于中国来说，是民族复兴之梦；对于世界来说，是全球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创新发展之梦。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被约见汇报工作。而点名约见他们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就如何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被称为“七·八谈话”。
由此，中国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掀开了新篇章。30年来，引智工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30年，是引智规模不断扩大的30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每年不足万人次到2011年来华境外专家52.9万人次；
这30年，是引智领域逐步拓宽的30年。从过去侧重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工业、教育文化等领域和部门，发展到遍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这30年，是引智结构更加合理的30年。从不单追求数量到更注重高端引领，提升引智效能；
……
引智结构更加合理——
重点引进高端紧缺智力资源
“格里希效应”是引智史上传颂的一段佳话。
1984年，德国专家格里希受聘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任“洋厂长”。上任后，“洋厂长”马上大刀阔斧地改革，提出要打破“铁饭碗”，实行职工工资与工龄、岗位、业绩挂钩的制度，大大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产品质量。1986年，武柴生产的柴油机开始向东南亚七个国家批量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当年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格里希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同时更是一种管理制度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他撰写的26万字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对国企改革是很好的借鉴。由此产生的“格里希效应”对全面推进我国的引智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改革开放之初，引智工作主要就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和管理问题展开。
经过30年的逐步摸索，引智工作不断创新、深入发展。这期间，来我国开展科研合作交流的专家非常多，各个领域都有所涉及。有带着课题来的，也有合作搞研究的。“十一五”期间外国专家引进数量已经达到163.5万人次，“十二五”期间，总量将达到197.4万人次。
30年来，“外专人才”是最为令人瞩目的引才项目。作为国家“人才”第5个平台，“外专人才”2011年底启动，2012年开始深入实施。“外专人才”的全称是“人才”高层次外国专家项目，目标是围绕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需要，利用10年左右时间，引进500至1000名高层次外国专家。目前已有129名专家入选，高端引领的导向作用明显增强。这标志着现阶段中国的引智工作进入以重大工程建设、重点基础性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装备开发为载体，以事业留人，以项目带动引智工作的新阶段。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迫使引智工作更专注于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拓展引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优化引智结构。
优化引智结构，重点引进外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是国家引进国外智力“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十二五”期间，外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数量要由2010年6.94万人次增加到2015年累计45.4万人次，要占总量的23%，较“十一五”时期增长57.1%，并且在产业和地区间的分布更加合理。
引智方式不断创新——
提升效能，实现效益最大化
“请进来”和“派出去”作为引智工作的两种重要形式，双轮驱动，有机结合，才能取得最佳效益。30年来，引智工作不断创新方式方法，逐步建立完善协调、高效的引智体制，形成合力，实现引智效益最大化。
引进外国智力，不仅是智力的引进，更多的是人的引进。经过多年实践，我国近年来引进了“人才贡献率”这一概念。一个外国专家究竟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怎么去衡量？如何让外国智力发挥最大效益？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引进外国专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由2.8%提高到4.2%，引进外国专家对人才队伍建设的贡献率要由1.9‰提高到2.8‰。“这意味着引进一位外国专家，不仅对经济增长有直接贡献，同时，对人才队伍的培养以及未来对经济的增长贡献则是不可估量的。”张建国说。
此外，外专局还积极开展与国外高等院校、科研结构、企业和专业学术团体的合作，组建外国专家智囊库，进一步丰富国外人才资源信息库，优化国外人才测评系统，为引智提供有效服务，提高引智效能。
目前，以“融全球智力，促共同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已经举办了十一届，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人才与智力交流盛会。“我们将继续拓宽高层次引智渠道，搭建更高层次的国际人才交流平台。”张建国说，自1993年举办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已9届，中外专家赴企业实际考察，共同研讨生产技术中的问题，并提交技术创新和发展建议数百条。
不断提高出国（境）培训的质量效益，也是提高效能的另一重要举措。出国（境）培训，是因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而启动，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一项工作。出国（境）培训的人员也从早先的比较单纯的技术、管理人员发展到各领域的人员。培训内容紧密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设计，目前经国家外专局资格认定具有承办培训团组资格的境外机构总数是293家，分布在38个国家。
近几年，在控制总量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培训结构，逐步提高中长期培训项目和高层次培训项目的比重，以提升出国（境）培训质量和效益做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趋利避害、注重实效”。目前，每年出国（境）培训的规模约5万人次。
引智环境明显优化——
法制化建设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步伐
多年就职于波音公司的美国专家谢里一直从事飞行器降噪方面的研究。在2008年听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后，主动和商飞联系并加入商飞公司。噪声不仅仅影响飞机的舒适性，还有安全性和环保性。中国商飞公司是我国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的主体。谢里的加盟，无疑为商飞增添了“隐形的翅膀”。在商飞工作的几年来，谢里带领中国同事，有效地解决了国产大飞机的降噪问题。
无论是早期的“洋厂长”格里希，还是新世纪的谢里等这些为我国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
中国政府“友谊奖”设立于1991年。截至目前，共有来自65个国家的1249名外国专家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授予来华工作外国专家最高荣誉奖项，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引进国外智力的重视。
随着我国引智环境的不断优化，外国专家引进方式也从“以中引洋”发展到“以洋引洋”，中国对国外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日趋增强。
为健全外国专家来华工作服务体系，中国陆续完善相关法律并出台多个制度与办法。1985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2004年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从2004年起，外国专家开始从中国有关部门申领中国“绿卡”。2012年底，中国政府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和《关于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享受特定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为“洋专家们”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华居留、出入境、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同时，全国各地也积极优化引智环境，出台相关政策与措施。上海针对外籍人才推出居住证B证制度，突破性解决了外籍人才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瓶颈问题。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提供了不少于500万元的研发经费，用于支持专家组建科研团队。
30年来，我国引智工作法制政策体系日趋健全，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突破，符合国际惯例的引智模式基本建立。
回首30年，改革开放初期，曾出现中国留学生涌向美国潮，寻找“美国梦”。如今，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更多的外国专家来中国，寻找他们的“中国梦”。“中国梦”对于中国来说，是民族复兴之梦；对于世界来说，是全球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创新发展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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