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盛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推出这部《大国的兴衰》后，立即“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种热切关注既因肯尼迪的这种研究范式史无前例、别树一帜，也因为国运兴衰的厚重话题触到了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情感“软肋”，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强烈民族复兴梦想，矢志于大国崛起宏愿的国度。
在本书中，肯尼迪从公元1500年前后的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俄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中西欧诸国这些当时的“权势中心”切入，通过解构五百年来世界格局的变迁，逐渐拼接出一张张大国兴替的历史图景。肯尼迪不光将军事冲突同经济变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在论述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关系时，还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社会、地理、外交等方面综合研究，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总貌。
纵观500年来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变迁史，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及至后来的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都曾或至今仍致力于建设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在这种大国式变革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众多，但肯尼迪的分析侧重点仍旧是经济与军事。在肯尼迪看来，欧洲始于城邦的争战“推动人们寻求军事变革，而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而二战中轴心国最终之所以战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的无力支撑，这一分析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着高度神似。
究竟怎样才能算是大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乾隆时期的国力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据当代学者的估计，GDP占全球三分之一，粮食产量最高达2088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8000万两，此三项均创下截至乾隆朝时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然而，乾隆离世仅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便熊熊燃烧在中国的沿海……最终，“亡在崇祯，失在万历”的历史悲剧在大清又一次上演。
在肯尼迪看来，大国不仅仅局限某一地域的崭露头角，而在于主导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之大不在于一国的庞大，而在于周边国家眼里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肯尼迪对近500年世界格局变化分析中，大国兴替一直与战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几乎每一个大国的衰落与另一个大国的崛起，并不是基于一个和平的模式得以实现。如果联想到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一针见血所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言外之意，隐藏在军事战争背后的政治力量，或是大国争夺的“始作俑者”。不过，对于军事战争冲突，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当今世界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的背后原因不是宗教与经济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到底战争均隐含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还是本来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肯尼迪在本书中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当然，基于可以理解的心态，没有一个大国会坐视另一个国家的坐大，直至替代自己，其路径选择往往不外乎这么几条，或者通过制造战争的方式直接削弱，不过往往是两败俱伤;或者在经济等范畴进行遏制，打压对手生存空间，败于冷战的苏联便是最好的例证;或者通过全方位竞争，大力提升自己，此举被今天的美国运用到极致。
不过，从世界发展潮流看，尽管世界上仍有许多局部战争，但在市场经济的共同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文化逐渐融汇到世界大家庭中来。不能说传统的大规模战争模式完全不会出现，但文明力量替代历史上的那些野蛮传统将日趋成为主流。在和平环境下，科技的发展大大提高某些国家的相对实力，从而也就降低了其他国家的相对实力。科学技术是决定大国兴衰诸多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实际意味着，未来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壮大的空间，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雄厚的人才实力。
人才竞争，其实是看不见的“战争”。据统计，1990年至1998年，美国共引进了1850万合法移民，其中30%的移民有学士以上学位，大部分是22岁至40岁的中青年。而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美国《科学》杂志2008年就把清华、北大看作是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冯小刚电影里的这句台词，点出了人才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渴望民族复兴的国人而言，人才尤其显得迫切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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