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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学教授的“好人事业”

时间:2013-09-05来源:城市快报 作者:91boshi

一位教授,想搞一场“人心改良运动”,鼓励全社会“说好人、帮好人、做好人”。杯水车薪,坚持5年,“终有小成”。

  有人说谈方善于 “炒作”,可他却坦然,认为只要“干实事”,自会有媒体找上门来;他知道,一些企业家和组织,上门讨教的未必是策划经验,而是“炒作方式”,但谈方觉得没什么:“只要部分目的是做好事便好;打着"公益"的旗号,说明他们对社会上的正能量有所畏惧,总比作恶强上百倍。”

  谈方把“好人”当事业。

  他对此从未困惑过,在他5年前创办“中国好人网”之前,他就“都想好了”。

  当初有人嘲笑他:干嘛要叫“中国好人网”,名字太朴素,范围又太广,何不取个“英雄”或是“道德楷模”的名字。

  谈方不改,他的想法是要“说好人、帮好人、做好人”,帮助全中国的好人,宣扬好人有好报,搞一场“人心改良运动”。

  有人嗤之以鼻:“杯水车薪。”也有人觉得“太虚了”,认为这位在高校教“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授“搞理论搞傻了”,办一个网站,能改变什么人心?

  谁也没想到,大多数人“敢想不敢做”的“好人事业”,谈方搞得有声有色。

  每年一次“帮好人万里行”

  前不久,谈方组织了“帮好人万里行”。

  学校放假的第二天,他和中国好人网(以下简称“好人网”)的志愿者们乘两辆面包车,从广州出发,46天走了16个省份,为了去“帮好人”—探望、给钱;了解需求,可帮忙打官司,可找医生前往救治,还可协调就业和入学。

  这种“全国巡回式”的帮好人行动,已经是第二次了,谈方计划每年暑假都搞一次,明年就可以走遍各地。

  他们把面包车四周围上条幅,穿着统一设计的服装,胸口处的标志是一颗大大的红心,红心内是五星红旗的图案。

  这次“好人名单”中的大多数人,是这一年来,谈方和志愿者们通过各类途径发现但素未谋面或是没联系上的;还有一些,是当地文明办推荐的。

  这也是好人网日常主要的工作模式—关注新闻、接听热线,以此寻找好人、帮助好人。照他们的话说是:“让好人有好报!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他们用这种形式帮过两千多人,有名的,或是默默无闻的。比如昆明农民工、无偿献血48次的董仲彬,他患癌症晚期无钱求医,带献血证上街乞讨了半个月;还有河南淮阳县熊楼寨村的农民李守俊,他为救人牺牲,留下90多岁的父亲和有病的妻子,家庭困难……

  要帮的好人太多。

  设立“搀扶老人奖”

  好人基金名下,已经设立了二十多项专项基金。

  谈方把这些基金定义为“自筹”,是好人网的志愿者们捐助的,并非公募,也非私募。而每个人捐的每一笔钱,其数额和用途都公布在网站上。

  其中有一项基金,着实让好人网和谈方火了一把。

  那是2011年3月5日,学雷锋日的时候,谈方建立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并成立公益律师团,邀请了数位知名律师,想为以后的“被冤枉者”打官司。

  当初在好人网内部,不少人反对谈方成立的这项基金,认为“没必要”,因为“道德没堕落到那个程度”,不少人说,应该把“风险”两个字改一改。可谈方坚持,要以此吸引更多人关注“诚信问题”。

  没过多久,全国各地“搀扶老人反被诬陷”或是“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事频频发生,全国媒体涌向广州,让谈方谈看法、聊观点;各地爱心人士为基金捐款。而那时,在好人网关注过的十多起“搀扶老人”案例中,仅有一位大学女教师接受了508元的诉讼费和医疗费资助,有两位则拒绝受助,一位觉得“受了伤害”,不愿再提;另一位担心受资助会被冠上“讹钱”的恶名。

  谈方当然觉得还不够,他要搞更大的。

  2012年的3月5日,好人网举办了首届“搀扶老人奖”,设了委屈奖、勇敢奖、正义奖和责任奖,评出获奖者42人,颁发奖牌和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奖金。

  没有颁奖仪式,只用最直接的帮助方式:银行转账。谈方费了几番周折,联系不上的,就把奖项和奖金一直留着。

  “帮好人”不搞锦上添花

  好人事业,越做越大。

  好人基金已经筹集了两百多万元,好人网还推出了全国第一个民间好人榜“中国好人”,每年评选100位年度中国好人。

  鼎盛的时候,好人网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注册志愿者达到1.6万人,律师、医生……“能帮助好人的人,都要团结”;近20个省份,都有好人网的分会。

  困难自然也来了。

  最大的麻烦,是核实受助好人们生活的困难程度,以此决定捐赠和帮助的力度,“注重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被视为“帮好人”的原则。

  比如,“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等好人,因为大量的媒体报道和社会关注,他们及其家庭得到了大量帮助,好人网便不再介入。毕竟,好人基金是常年“专业”帮助好人的,资金不能简单根据“感动程度”来分配,“帮好人”应有一套严格的流程。

  前不久,他们探望了湖北一位农村妇女柯梅花,她所在村里的留守儿童大多数都被她照料过;2011年12月,她冲到马路中间,把村里的一个男孩从飞驰的卡车前拽了回来,自己却被卡车后轮辗压,双腿截肢。

  她当然是好人,可该捐多少钱?从市县到乡村,没一位干部说得清楚柯梅花残疾后收到过多少笔捐助、捐款用于何处;柯梅花的家境看似尚可,她也从来没有向被救的家庭要求过什么,就连政府问她有什么需要时,她也坚决说没有。

  谈方提议捐一万元,可他给基金委员会成员挨个打电话,大家都说捐多了,5000元够了;投完票,少数服从多数。最后,柯梅花受助5000元,被列为好人网“长期帮扶对象”,定期回访。

  几乎每一次捐钱、捐物,谈方和志愿者们都要先旁敲侧击,问对方“已得到多少、需要多少”,之后要打电话汇报给基金委员会成员,大家投票定夺捐赠金额。

  促进为“好人”立法

  谈方目标远大。

  他是严谨且中规中矩的人,他的论文,绝不允许出现一个标点和句式错误;他是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的教授,教授“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公共管理”……

  他希望未来的“中国特色好人事业”应是政府积极主动推动,有众多民间组织、爱心企业参与,以“好人有好报”的文化氛围为底色的。

  一年前,谈方“帮好人万里行”的队伍到了南昌,探望并捐助了聋哑老人何兴武,他用自己和爱人的退休工资,帮了一所特教学校,收留了两百多名边远山区的聋哑儿童。临分别时,何兴武抓住谈方的手,拿笔写字:“我没想到,有这样的"帮好人万里行"组织!我的腰杆子更硬了!”

  两年前,好人网帮助了广东人凌华坤,他在驾车追击劫匪的过程中,车辆与劫匪的摩托车相撞,导致劫匪身亡;虽然他获得见义勇为奖金5万元,可除了自己妻儿的医药费,还要赔偿被撞路人和路边车主,反而倒贴了4万元。之后,谈方为此四处演讲,在政府会议和各类场合大声疾呼—应借此契机,为“见义勇为”和“见死不救”等行为立法,哪怕是一部地方法规。

  谈方没想到,今年8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开始实施,成为全国首部保护救助人权益的法规,被称为“好人法”。

  但若没人将“好人”视为事业,那这些“想不到”的进步,或许,不会来得这么快。

  据《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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