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曾因毕业生“高出国率、低回国率”而被戏称为“出国培训班”。但随着我国近年来先后实施“人才”、“青年人才”，该校的“海外兵团”呈明显回流趋势，越来越多的尖端科技人才选择回国效力。
“在留美的中国学生圈里，以前谁回国会被认为是混得不好。”中科大少年班2000年毕业生熊宇杰说。而据中科大2008年对本校1978级首届少年班毕业生的流向统计，全班88人分布在四大洲7国，其中60%在北美。
扭转这一失衡局面的，是我国2008年底出台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人才”。
“人才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中国决心通过自主创新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国家，对科研人员来说既是召唤也是机会。”2011年，熊宇杰以美国华盛顿大学国家纳米网络首席研究员身份回国，任中科大教授。他说，当年他在科大同宿舍有3名同学出国，目前都已通过人才回来工作。
2009年至今，中科大引进“千人”学者36人、“青年千人”学者69人，这些紧贴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引进的尖端人才，很快在提升科研、培育人才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人才是在一个最恰当的时间点提出了一个最恰当的措施。”中科大人力资源部部长褚家如说，当前中国的国力、科研软硬件环境相比欧美差距已明显缩小，人才打破原有用人机制，以更灵活的政策、更开放的心态迎接海外人才。
“中国很多地区的地质演化研究是由外国学者主导完成的，我觉得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国内也具备了科研条件。”2010年回国的中科大教授沈延安，基于对浙江煤山的地质研究，提出了2.5亿年前地球生命灭绝的新模式。
“我回国是基于核聚变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事实，中科大又是一个能让人踏实工作的地方。”“千人”学者秦宏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让这位曾获得美国总统青年科学家奖的学者回国的，是超越了地域、收入的事业心。
中国目前是国际热核聚变反应堆计划7个成员之一，并在合肥建成了国家大科学工程“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对我的专业来说，这里是最好的地方。”秦宏说，他回国后的收入仍略低于国外，妻子、孩子也还在美国，但他愿克服这些困难，“为人类做点事情”。
“你只有自己慢慢做到了最前沿，最尖端的人才才会过来。”中科院院士、“千人”学者潘建伟组建的科研团队，有针对性地选送学生去各国留学。这些“放飞”的人才凝聚力强、归国率高。经过几年“滚动”壮大，中科大已成为国际量子物理研究领域的三大中心之一，并吸引了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学者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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