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即便以各种形式出现，在面对西方这些同行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力量如此弱小。这样一种充满紧迫感的形势，总体来说，决策层、领导层应该转换观念，推动人才机制方面改革。
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遇到了决策上的一些难题，主要是在战略层面。从宏观上，从国际交叉地带，我们做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过去五年也做了一些努力的探索，应该说也多多少少对决策方面有一些积极的影响。
人才的国际化是很重要的。国家的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力，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力。具有国际化能力的人如何发挥作用，现在中国具备综合性知识结构能力的人并不多，如何用好这样的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其实这个问题非常迫切。
这次十八大报道里面也首次提出，要探索、打造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这是首次提出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也把它作为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竞争力、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这个目标提的非常及时，但是任重道远，因为中国仅仅刚刚开始。
外面有很多优秀人才进不来，里面的人想出去进修、学习、交流、访问也很难，一方面是因为现在任务很艰巨离不开，另一方面主要还是体制机制的障碍，特别是观念上的问题，阻碍了这种人才的交流。没有一个坚实的，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有竞争力的人才队伍，就不可能在全球人力资本竞争当中，有话语权。
从成功的例子看，国经中心过去曾经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在几年前中美关系当中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争论比较多的。当时美国参众两院所依据的一个基础，就是国际经济研究所就人民币汇率做的报告。当时，国经中心就出了一系列的报告，进行了研究、分析，最终认为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前提假设条件有一些错误，得出的结论也是不成立的。后来出了一本书，题目叫《工资、汇率与顺差：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研究》，这本书影响不小。这本书提出的是渐进式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加渐进式的工资增长，然后配以结构调整，是一个比较稳健温和的方案政策路径。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很多同行的认可，比如史丹福大学的教授，他觉得中国这种加工贸易型的贸易结构，其实靠汇率的升值来纠正是不现实的，而且由于经济上、产业上的垂直分工，仅仅靠人民币单向的大幅度升值、调整，最终结果是把中国的贸易出口激化了。激化以后这些产业转移到东南亚、拉美地区，但是也不会因此对美国的就业产生影响。很多专家也还是认可这个观点的，每年保持渐进30%左右的升值，其实过去几年中国是这么做的，基本上还是成功的。
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当时在金融业、服务业方面开放力度比较小，比较谨慎，因为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到2013年年底，中国银行业的资产当中，外资占的比重还不到2%，比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比重还要低，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现在看起来力度还是小的。中国不妨加大力度，而且即便中国在服务贸易开放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比较大的赤字也无妨，因为中国经常顺差比较多，现在很多的情况有所改善，中国也已经赢了。如今，包括国际经济研究所也认可了我们的观点，因此也影响到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走出去发展会比较快，尽管成功率并不高，但是总体上推动了事情的前进，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最近的一个观点，认为应该让国家开发银行转型回归到政策性银行或开发性银行战略定位，这件事情最近领导层已经达成共识了。因为在温总理时期，是2008年当时的决策，要把它转型为商业银行计划，但是通过对过去几年的观察，发现中国这种商业性金融业市场化的发展，它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是有缺陷的，政府的功能同样也有缺陷。那么当政府市场有缺陷的时候，开发性金融机构要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图，比如最近开发银行成立住宅金融事业，可以向银行贷款，来促进投入改造，促进整个西部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这个前提，其实是在总结国际国内的研究，包括日本的、韩国的、德国的一些经验乃至一些教训，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的结论，这样的价值能够被国家采纳是有价值的，对国家是有意义的。
总体来看，未来十年、二十年大的转型，包括新型城镇化乃至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等，这样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其中离不开具有国际全球视野和国际化能力的人才来发挥作用。但是从现实来看，这种体制的转型不是那么容易，体制上要无缝对接很难，现在有缝对接都需要努力，里面的人出不去，外边的人进不来，没有形成一个机制化、组织化的人才配置机制。
尽管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很弱，中国即便以各种形式出现，在面对西方这些同行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力量如此弱小。这样一种充满紧迫感的形势，总体来说，决策层、领导层应该转换观念，推动人才机制方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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