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1月1日启动，这是自2014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两院为规范院士增选工作，均在去年12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选实施办法或细则，而新的办法或细则提出多个遵循去年修改后的章程精神的新规。其中，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
两院院士增选新规的出台，诸多亮点中，“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最惹人关注。将处级以上官员拒之门外，院士头衔与官员身份不再混淆，改变了以往政府高官、企业高管竞相追逐院士光环的情形。与此同时，也向社会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官员归官员，学术归学术，院士不是“院仕”，为减少学术上的行政干预迈出了关键一步。
众所周知，院士是最高学术荣誉的体现，拥有院士头衔的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必处于科学前沿，且是有所建树的“学术精英”。而我国院士头衔的“含金量”不仅在于学术成果，更在于地位和身份的肯定。在“仕而优则学”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之下，“官员院士”们或许对院士头衔下的物质利益并不感冒，但学术“加冕”意味着“锦上添花”，学术荣誉才为他们所期许。还有人看中了院士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届时申报、审批项目显然较易通过，获取相关经费更不在话下。
更重要的是，扭曲的观念使得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采用贿选等不光彩的手段，有损公权廉洁，出现“权学交易”等腐败。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为参选院士曾花费2300万之巨，他供述两次参选中科院院士“需要花钱”。拉关系“跑院士”、“买院士”的荒唐之举令院士评选饱遭质疑。凡此种种，明显背离了院士评选的初衷，与学术科研更是愈行愈远。学术被“权力”倾轧，研究为“行政”服务，荣誉与权力挂钩，学术背离了本意。而新的院士增选规定，院士增选“去官化”，为学术与行政的各行其道设立了隔离带，让两者分清界限，避免学术被权力侵染，更强有力地限制了像张曙光这样的官员竞选院士的现象。
再者，术业有专攻。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很难想象政务缠身的官员可以沉下心来专攻科研。“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不仅是让院士回归学术本位，更是让官员回归服务本位。院士在行政中松绑，官员在学术中解脱，以免两厢耽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可以说，“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一系列举措，不仅完善了院士增选制度，厘清了“官学”关系，更是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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