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你也许不熟悉南仁东，但你一定知道FAST！这就是被誉为“中国天眼”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
这个十一长假，FAST火了。在“天眼”景区外，来自各地的游客排起了长队。为了不干扰天眼接收来自宇宙深空的微弱电磁波，景区观景台每天的游客接待量限定为2000人，但由于游客众多，景区每天都是饱和状态。
在距离“天眼”观景台还有30多分钟车程的景区入口处，这些观众就早已把相机、手机、手表、充电器等电子产品交到工作人员手中，为的就是避免产生的辐射电磁波影响到“天眼”运行。
就在刚刚过去的9月25日，这座历经十几年筹备、五年半施工的“中国天眼”刚刚过完一周岁生日。但令人痛惜不已的是，就在生日的前十天，“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因罹患肺癌、病情恶化逝世，享年72岁。去世前他表示，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
在今年8月，南仁东成为中科院院士候选人。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被推荐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评选年的8月份开始公示（公示期一个月），再通过会议评审和终选投票产生院士。
南仁东，是同期157人中年龄最大的候选人。在此之前，他已经为中国的天文学奋斗了22年。然而终选时间将近，他却没有等到评上院士的那一天。
在“天眼”设计之初，曾有人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项目。但是，南仁东生生凭借着24载不计代价的拼搏，拿下了这个“奇迹”，甚至为此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人说，是“天眼”成就了南仁东。但更多人说，南仁东重新定义了中国在世界天文学界的地位。
时光回溯到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听到消息的南仁东坐不住了，一把推开同事房间的门说：“我们也建一个吧！”当时我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30米。而从30米到500米，这不仅是一个严密的科学工程，还是一个难度巨大、涉及多个领域的建设工程。
为了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天眼”台址，南仁东跳上了从北京到贵州的火车。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不少地方连路都没有，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
最终，南仁东相中了其中最圆的那个大坑——位于贵州平塘县的大窝凼。然后，他正式提出利用喀斯特地形建造大型射电望远镜的设想。
经过多年论证，2007年7月，FAST作为“十一五”重大科学装置正式被国家批准立项；2008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FAST的可行性研究报告；2009年，中科院和贵州省人民政府联合批复了FAST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
一段时间内，南仁东成了一名“推销员”。大会小会、中国外国，他逢人就推销“天眼”项目。有人比喻说，“天眼”已经成了他的孩子。
知易，行难。这句话用在FAST的建设过程中，再恰当不过。
从2011年开工令下达起，在5年半的工程建设过程中，先后150多家国内企业、20余家科研单位、数千人的施工队伍相继投入FAST建设。
南仁东的学生岳友岭称，十几年前南老师就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FAST各个细节的具体情况，研究到了什么程度，离预期还有多远，而开工建设后，“南老师总是知道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
那时，身体状况仿佛成了南仁东最不看重的事情。为了讨论项目细节，南仁东带着同事们工作到凌晨是常事，而方便面则成了他的日常饭食。常年在工地，南仁东因为劳累而面容沧桑、皮肤黝黑，他跟学生说：“我就像个农民。”
2010年，因为项目所需索网的疲劳问题，“天眼”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风险。“天眼”要求的建设工艺和材料是现有国家标准的20倍以上，没有现成技术可以依赖。为此南仁东亲自上阵，日夜奋战，经过700多天、近百次失败，方才化险为夷。
2014年“天眼”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年近七旬的南仁东坚持自己第一个上，亲自进行“小飞人”载人试验。这个试验需要用简易装置把人吊起来，送到6米高的试验节点盘。在高空中无落脚之地，全程需手动操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摔下来。
“天眼”现场有6个支撑铁塔，每个建好时，南仁东总是“第一个爬上去的人”。几十米高的圈梁建好了，他也要第一个走上去，甚至在圈梁上奔跑，开心得像个孩子。
后来人们才知道，“天眼”落成启用前，南仁东已罹患肺癌，并在手术中伤及声带。他患病后依然带病坚持工作，尽管身体不适合舟车劳顿，仍从北京飞赴贵州，亲眼见证了自己耗费22年心血的大科学工程落成。
虽然许多人前来祝贺，南仁东却很平静地说，大望远镜十分复杂，调试要达到最好的成效还有很长一段路。
一位有幸去到“天眼”之中的小伙伴告诉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身处静默区，感受最深的便是孤寂。然而南仁东正是在孤寂的环境中坚持着孤寂的事业，并最终将希望转化为了现实。
其实，南仁东不只懂天文。他是个学霸的事情几乎尽人皆知。
1963年，南仁东以高考平均98.6分(百分制)的优异成绩成为“吉林省理科状元”，并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是当地10年间唯一考入清华大学的高才生。
在高中同学眼里，南仁东是“全才”：字写得漂亮，学校出黑板报非他不可；滑冰游泳样样擅长，是个体育健儿；会谱曲，谱的小调儿朗朗上口。南仁东在国画和油画上造诣很高，他早年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时，业余时间创作的《富士山》至今仍在大厅陈列。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回忆，南老师因为情况紧急，甚至通过给别人画素描挣到了去荷兰出差的火车票钱。
南仁东不是没有遗憾，那就是他自认为对家人的亏欠。母亲去世时，南仁东在坟前痛哭流涕，嘴上一直念叨：“我对不起你们，没照顾好你们。”当时的南仁东已经开始在大山中做起最艰难的科研。
南仁东的侄子说，“他两年前患癌症后一直瞒着我们，只说声带长息肉做个小手术，直到今年初我们才得知真相”。
南仁东去世后，国家天文台有关人士表示，目前正值望远镜调试和试运行的关键时期，这是“中国天眼”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天文界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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