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国外智力，被历史证明为“花钱较少、效果很好，事半功倍，大有可为”。
30年前，1983年7月8日，邓小平约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一行4人，专门谈了中国要引智和扩大对外开放。
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自此迄今，已有数以百万计的外国专家全方位参与现代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30年的历史见证了一个不断开放的中国，如何在战略高度拥抱人才开放。
引智布局的三十年变迁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1949年至1960年，中国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前后共聘请了约3万名专家支援中国搞建设。1950年1月，政务院专家招待处成立，负责外国专家的服务管理。这是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雏形。
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1984年8月，3名由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派遣的德国专家，到武汉柴油机厂考察，格里希是其中一位。3个月后，格里希成为中国首位“洋厂长”，并在随后两年任期内进行了在当时令人瞠目结舌的改革——打破“铁饭碗”。
这个亲自在厂门口查迟到的“洋厂长”，实行了职工工资与工龄、岗位、业绩挂钩的制度，每两个月浮动一次;从严治厂，从生产和管理两方面提高产品质量。仅两年后，奇迹出现了：所产柴油机开始向东南亚7个国家批量出口，年出口量达5000台，年创汇超百万美元，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成功的典范。
“格里希现象”的背后是新时期中国引智起步时的大胆思路和风风火火的进程。“七·八谈话”发表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下发，提出要“千方百计地把海外可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吸引到我国四化建设中来”。同年9月，中央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后改为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成立。
此间，中国现代化建设正面临经验不足、知识不足和人才不足的“三不足”。引智主要围绕这“三不足”展开，以解决国家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和管理问题。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中国引智蓬勃发展。“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这一阶段，中国的引智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中国逐渐开始扮演主动角色，采取合作办学、利用跨国公司培训资源等方式培训人才，以吸引和聘请海外人才参与科研工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为增强国力、形成全面开放引智新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六大以后，引智的战略性继续得到充实。2003年12月召开建国后首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引智成为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引智开始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中国在引进国外人才，全球都对高端人才求贤若渴，引智已经成为各国竞相“PK”的竞技场。
在这一阶段，引智的重点瞄准了国家战略需求，着重吸引高层次和紧缺人才。在此基础上，对引智成果的“再利用”也开始纳入了工作范畴，引智成果得到示范推广，为推动科学发展作出贡献。
党的十八大后不久，2012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亲切座谈。这是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外国专家为中国各方面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对促进中外交流合作发挥着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我们欢迎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支持大家来中国创业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充分展示了中国政府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开阔视野和博大胸怀，进一步明确了引智工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功能定位和独特作用。”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说。
“四两拨千斤”：引智撬动巨大效益
引智这项“站在巨人肩膀上向上攀登的事业”，被历史证明为“花钱较少、效果很好，事半功倍，大有可为”。
“引进外国智力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进的确实是目前我们某些方面特别需要的技术和经验，如果全靠我们自己去探索，可能时间更长或者要走一些弯路，成本比较高。”张建国说。
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全面参与了中国的建设。以上海为例，据上海市外国专家局副局长黄渭茂介绍，“十一五”以来，上海累计聘请各类外国专家近45万人次，领域遍及大型客机研制、高端海洋装备等国家和市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船舶、汽车、机电、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
“我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关键领域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而引智往往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黄渭茂说。
不仅是高端领域，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外国专家在经济技术、教科文卫等各方面都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日本版的袁隆平”——水稻专家原正市从1982年起连续60多次来华，2002年春，这位80多岁高龄的日本老人在天津农学院做客推广日本北海道水稻旱育技术。采用他的技术后，东北地区如黑龙江，水稻亩产从200公斤提高到约500公斤。南方地区，亩产增加约10%。该技术在黑龙江、河北、甘肃、湖南等约30个省区市的总推广面积约2亿亩，占全国水稻播种面积的40%。
出生于加拿大，曾在美国、德国从事汽车设计工作20年的英国专家詹姆斯·霍普则代表了新一代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霍普从2012年1月开始担任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总监，他带领公司年轻的设计团队取得了突出成绩——奇瑞TX概念车获得第83届日内瓦车展“2012年度最佳概念车奖”。这是中国汽车品牌产品首次获得汽车设计的重量级国际大奖，能够被以严苛美学标准着称的欧洲设计界认可，标志着继“中国制造”后，“中国设计”正式登上世界的舞台。
引智甚至也为中国扶贫贡献力量。在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贵州，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省公务员局局长侯丽江有本这样的经济账：“十一五”期间，贵州通过引智工作带动，明显提升了蓝莓、特色蔬菜、草地畜牧业、有机茶产业等农业重点产业水平，惠及农户42935户，累计实现增效约2.2亿元。
除了聘请外国专家来中国工作外，选派各类人员赴境外培训学习是引智工作的另一方面。近年来，每年有约5万人次出国(境)培训，成为推进中国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推手。
引智平台：为外国专家实现“中国梦”
“中国宣布开始研制大飞机C919的消息在我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几年后我想到，为什么不去中国工作呢?”曾在波音公司任职的美国专家谢里说。
2010年初，谢里的中国夫人帮他向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打了电话，提交简历，经过面试，谢里成为自荐到商飞公司工作的外国专家。他带领团队填补了中国民用大飞机在降噪技术上的空白，并在2012年获得中国政府为外国专家设立的最高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
越来越开放的中国为谢里这样的外国专家提供了“圆梦”的平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专家选择中国。统计显示，来华工作的境外专家从1980年的数百人，增加到2008年的48万人次，2011年这个数字刷新为52.9万人次。“十二五”期间中国引进的外国专家规模还将不断扩大，引进总量将达到197.4万人次。
2010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沙德洛夫入选中国“人才”国家特聘专家，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工作。北航不仅有很好的科研平台，还有非常优秀的科研团队，让他得以把自己的创新想法付诸实践。沙德洛夫说，“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美国专家杰弗里·雷蒙早年曾任职于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后又先后担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和康奈尔大学校长。2007年，雷蒙应邀来华创办了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2011年，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2012年，出任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
雷蒙说，以前我更多从西方人的视角看待中国;到了中国，我才有更深、更准确的认识和了解，感受到了中国加快转变发展的决心。我认识到，只要你足够优秀，就能在中国施展才华。
如何为外国专家的“中国梦”打造更好的平台，也成为中国政府思考的问题。
从2011年至今，国家外专局先后召开了十余次外国专家座谈会，听取了百余位在华工作外国专家在薪酬、签证、入出境居留、子女入学等政策上的意见。
福州大学的意大利桥梁避震和延寿专家布鲁诺·布里斯杰拉，计划在福建组建一个世界最大的桥梁避震和延寿中心。但当地没有合适的国际学校解决孩子入学问题。这位专家的夫人只能到上海工作，带着孩子在上海上学。
“这是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很具体、很现实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后顾之忧，才能真正使这些高端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顺心、生活舒心。”张建国说。
为吸引更多高端外国专家来华工作，中国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包括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如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人才”，其中的第五个平台“外专人才”，专门针对非华裔的外国专家，为他们提供来华工作的优惠政策。
在法规建设方面，去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今年7月1日起实施。该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外国专家主管部门的法律地位，增设了“引进人才”签证类别，为高端人才在出入境和居留方面提供便利。
2012年12月，中央有关部门还联合印发了《关于为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提供签证及居留便利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等政策文件。
科学家、人才总是向资金比较密集、政策环境比较宽松、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流动。我们在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生活环境方面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处在劣势，但我们力图制造小的特区，形成小范围优势。张建国说。
“相信今后会有更多一流外国专家愿意到中国发展。”张建国说。
30年前，1983年7月8日，邓小平约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一行4人，专门谈了中国要引智和扩大对外开放。
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自此迄今，已有数以百万计的外国专家全方位参与现代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30年的历史见证了一个不断开放的中国，如何在战略高度拥抱人才开放。
引智布局的三十年变迁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1949年至1960年，中国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前后共聘请了约3万名专家支援中国搞建设。1950年1月，政务院专家招待处成立，负责外国专家的服务管理。这是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雏形。
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1984年8月，3名由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派遣的德国专家，到武汉柴油机厂考察，格里希是其中一位。3个月后，格里希成为中国首位“洋厂长”，并在随后两年任期内进行了在当时令人瞠目结舌的改革——打破“铁饭碗”。
这个亲自在厂门口查迟到的“洋厂长”，实行了职工工资与工龄、岗位、业绩挂钩的制度，每两个月浮动一次;从严治厂，从生产和管理两方面提高产品质量。仅两年后，奇迹出现了：所产柴油机开始向东南亚7个国家批量出口，年出口量达5000台，年创汇超百万美元，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成功的典范。
“格里希现象”的背后是新时期中国引智起步时的大胆思路和风风火火的进程。“七·八谈话”发表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下发，提出要“千方百计地把海外可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吸引到我国四化建设中来”。同年9月，中央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后改为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成立。
此间，中国现代化建设正面临经验不足、知识不足和人才不足的“三不足”。引智主要围绕这“三不足”展开，以解决国家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和管理问题。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中国引智蓬勃发展。“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这一阶段，中国的引智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中国逐渐开始扮演主动角色，采取合作办学、利用跨国公司培训资源等方式培训人才，以吸引和聘请海外人才参与科研工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为增强国力、形成全面开放引智新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六大以后，引智的战略性继续得到充实。2003年12月召开建国后首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引智成为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引智开始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中国在引进国外人才，全球都对高端人才求贤若渴，引智已经成为各国竞相“PK”的竞技场。
在这一阶段，引智的重点瞄准了国家战略需求，着重吸引高层次和紧缺人才。在此基础上，对引智成果的“再利用”也开始纳入了工作范畴，引智成果得到示范推广，为推动科学发展作出贡献。
党的十八大后不久，2012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亲切座谈。这是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外国专家为中国各方面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对促进中外交流合作发挥着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我们欢迎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支持大家来中国创业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充分展示了中国政府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开阔视野和博大胸怀，进一步明确了引智工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功能定位和独特作用。”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说。
“四两拨千斤”：引智撬动巨大效益
引智这项“站在巨人肩膀上向上攀登的事业”，被历史证明为“花钱较少、效果很好，事半功倍，大有可为”。
“引进外国智力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进的确实是目前我们某些方面特别需要的技术和经验，如果全靠我们自己去探索，可能时间更长或者要走一些弯路，成本比较高。”张建国说。
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全面参与了中国的建设。以上海为例，据上海市外国专家局副局长黄渭茂介绍，“十一五”以来，上海累计聘请各类外国专家近45万人次，领域遍及大型客机研制、高端海洋装备等国家和市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船舶、汽车、机电、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
“我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关键领域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而引智往往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黄渭茂说。
不仅是高端领域，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外国专家在经济技术、教科文卫等各方面都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日本版的袁隆平”——水稻专家原正市从1982年起连续60多次来华，2002年春，这位80多岁高龄的日本老人在天津农学院做客推广日本北海道水稻旱育技术。采用他的技术后，东北地区如黑龙江，水稻亩产从200公斤提高到约500公斤。南方地区，亩产增加约10%。该技术在黑龙江、河北、甘肃、湖南等约30个省区市的总推广面积约2亿亩，占全国水稻播种面积的40%。
出生于加拿大，曾在美国、德国从事汽车设计工作20年的英国专家詹姆斯·霍普则代表了新一代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霍普从2012年1月开始担任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总监，他带领公司年轻的设计团队取得了突出成绩——奇瑞TX概念车获得第83届日内瓦车展“2012年度最佳概念车奖”。这是中国汽车品牌产品首次获得汽车设计的重量级国际大奖，能够被以严苛美学标准着称的欧洲设计界认可，标志着继“中国制造”后，“中国设计”正式登上世界的舞台。
引智甚至也为中国扶贫贡献力量。在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贵州，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省公务员局局长侯丽江有本这样的经济账：“十一五”期间，贵州通过引智工作带动，明显提升了蓝莓、特色蔬菜、草地畜牧业、有机茶产业等农业重点产业水平，惠及农户42935户，累计实现增效约2.2亿元。
除了聘请外国专家来中国工作外，选派各类人员赴境外培训学习是引智工作的另一方面。近年来，每年有约5万人次出国(境)培训，成为推进中国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推手。
引智平台：为外国专家实现“中国梦”
“中国宣布开始研制大飞机C919的消息在我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几年后我想到，为什么不去中国工作呢?”曾在波音公司任职的美国专家谢里说。
2010年初，谢里的中国夫人帮他向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打了电话，提交简历，经过面试，谢里成为自荐到商飞公司工作的外国专家。他带领团队填补了中国民用大飞机在降噪技术上的空白，并在2012年获得中国政府为外国专家设立的最高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
越来越开放的中国为谢里这样的外国专家提供了“圆梦”的平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专家选择中国。统计显示，来华工作的境外专家从1980年的数百人，增加到2008年的48万人次，2011年这个数字刷新为52.9万人次。“十二五”期间中国引进的外国专家规模还将不断扩大，引进总量将达到197.4万人次。
2010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沙德洛夫入选中国“人才”国家特聘专家，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工作。北航不仅有很好的科研平台，还有非常优秀的科研团队，让他得以把自己的创新想法付诸实践。沙德洛夫说，“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美国专家杰弗里·雷蒙早年曾任职于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后又先后担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和康奈尔大学校长。2007年，雷蒙应邀来华创办了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2011年，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2012年，出任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
雷蒙说，以前我更多从西方人的视角看待中国;到了中国，我才有更深、更准确的认识和了解，感受到了中国加快转变发展的决心。我认识到，只要你足够优秀，就能在中国施展才华。
如何为外国专家的“中国梦”打造更好的平台，也成为中国政府思考的问题。
从2011年至今，国家外专局先后召开了十余次外国专家座谈会，听取了百余位在华工作外国专家在薪酬、签证、入出境居留、子女入学等政策上的意见。
福州大学的意大利桥梁避震和延寿专家布鲁诺·布里斯杰拉，计划在福建组建一个世界最大的桥梁避震和延寿中心。但当地没有合适的国际学校解决孩子入学问题。这位专家的夫人只能到上海工作，带着孩子在上海上学。
“这是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很具体、很现实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后顾之忧，才能真正使这些高端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顺心、生活舒心。”张建国说。
为吸引更多高端外国专家来华工作，中国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包括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如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人才”，其中的第五个平台“外专人才”，专门针对非华裔的外国专家，为他们提供来华工作的优惠政策。
在法规建设方面，去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今年7月1日起实施。该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外国专家主管部门的法律地位，增设了“引进人才”签证类别，为高端人才在出入境和居留方面提供便利。
2012年12月，中央有关部门还联合印发了《关于为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提供签证及居留便利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等政策文件。
科学家、人才总是向资金比较密集、政策环境比较宽松、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流动。我们在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生活环境方面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处在劣势，但我们力图制造小的特区，形成小范围优势。张建国说。
“相信今后会有更多一流外国专家愿意到中国发展。”张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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