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研究者都会保持一种同样的好奇心到底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省或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繁荣？可能最通用但又最容易让人忽略的答案是人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百年似乎太久，唯有只争朝夕。转眼间，作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的研究人员已近20年，我于其间目睹了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海啸对全球、中国和广东的冲击波，也目睹并处置过中国各地融资中心关闭、城市信用社全行业市场退出、农村金融体系性重组，参与过全国性信托业整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字号券商的股份制改造，乃至直接在商业性金融机构当“作战参谋”，唯有的一点心得是：金融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资本额度、机构密度和行业品种，而在于“人脑”的数量和质量。即便中国货币资本量已经是美国的1.5倍、拥有排名世界前10位的银行数量最多，至少在暂时无法称为金融强国；金融资本积累之外的“百年树人”是任何一个金融中心绕不过去的成长历程。
这并不让人沮丧，因为我们至少明白了自身的梦想。当我们明白金融之强不在于资本密集而在于技术密集，当我们理解金融竞争不在于机构博弈而在于智力博弈，我们就能理解做强金融的关键在于人才培养，也就能理解纽约、硅谷、香港、陆家嘴的金融崛起和可持续繁荣背后的智力积淀。此时，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似乎已不再重要，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层次和质量往往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品质、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和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那么，广东金融强省和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自然演变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这也就是我怀揣梦想选择金融教育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由来。有意思的是，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起主导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创新的实践者（如刘鸿儒）似乎都在回归大学或智库，成为思想的引领者。
梦想实现需有耐心，金融发展需启民智。当企业家们“洗脚上田”获取了第一桶金，当劳动或资本密集型行业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当我们不清楚如何配置以往30年以血汗换来的资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自然令人怀疑。这不仅仅是广东省的问题，全国亦复如此。因此，我们还需要“启蒙”，且这种启蒙责无旁贷地落到大学教员肩上。在宏观上，金融的可塑之才经我们之手变为可用之才，以人才增量的方式，把广东坐在金融服务流水线上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金融产业工人”大军演变为明白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金融工程师”集群。如是，则当前的70万金融从业人员势必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核动力。在微观上，我们需要潜移默化地教化民众，让每一家企业、每一个人都知道自身即是一个金融资源配置中心。如是，则注重诚信、效率的金融文化势必深入人心。
1931年，宏观经济学鼻祖、剑桥大学的伟大教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如果人们把我们当做普通但有专长的人恰如牙医那样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有一天，广东的1亿民众拥有了不同层次的金融知识；如果有一天，广州市的人力资源结构中有更多的现代金融服务业人才比重，则这个省、这座城市，势必成为日益残酷的产业竞争链条上的“顶级掠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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