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来，世界上已经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包括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目前，第六次科技革命正向我们走来。当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发展依然更多地靠人力与资源，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第三产业落后，软实力不强等都是困扰未来发展的瓶颈。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科技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要素，促进先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而要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是人才问题。
20世纪后期，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进入新世纪，钱学森先生又提出了“世纪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再一次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青年师生的深思。甚至普通百姓也在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
科技部部长万钢曾用“六多六少”描述我国科技人才建设之弊科技人员数量多，但是急需的尖端人才还是有所匮乏;留学回国的人才趋多，但是急需的高层次、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回归的还少;科技人才多，但创业型人才比较少，科技人员勇于创业的环境和氛围还没有产生;人才政策多，但落实比较少;一般性政策比较多，但是真正切合留学归国人员在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方面落实的较少;部门的配套政策多，但是配套协调方面比较少。
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营造适宜人才成长的环境。从传统文化角度观察，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中，孩子多数依附、听命于父母，一些幼儿园的启蒙教育也带有功利色彩，孩子的好奇心被不同程度地破坏、扼杀。
参加工作后，科研人员容易将循规蹈矩、中庸保守的价值观，不适当地运用到科研创新领域，禁锢了创新思维，压抑了个人灵感。反映在教育和学术环境中，就是不鼓励、不提倡公开讨论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反对矛盾公开化;学术讨论、项目评审，也少见尖锐激烈的争辩。一些科研人员更愿意沿袭别人开创的领域，走一条稳妥、安全的道路，不敢创新。
从目标追求的角度观察，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路径惯性强大，无形中指挥着人们的行动。一旦学者做出成就，立即被推上行政管理岗位，事务性工作占据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难以再专心于科研。另一方面，我国行政管理岗位掌握丰厚资源、带来优厚待遇的现实，也使一些科技学者对行政职务的追求多于对学术创新的期望，造成难以培养安心研究人才的大环境。
从管理角度观察，对专家学者的管理还需要进一步科学化。比如，名目繁多的科研评估和检查，主管部门对下属单位的整体评估、单位对其内部人员的定期检查、具体项目执行情况的评估等，项目繁多、内容繁杂，填写大量表格，使科研人员疲于应付。为多争取经费，多争取获得奖励，科研机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投入大量精力、时间用于跑关系、找熟人，应付各种检查，参加各种评审、验收，申请各种评奖等，专业人员的时间被碎片化，不仅自身用于科研工作的时间大大减少，也败坏了整体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
2010年5月，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后发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改进完善院士制度，组织实施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观念，加大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和资助力度，加强产学研合作等一系列旨在促进科技人才成长的具体措施。同时，纲要更着重提出了发展创新文化，倡导追求真理、勇攀高峰、宽容失败、团结协作的创新精神，营造科学民主、学术自由、严谨求实、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等新要求。
顶层设计完备，实施细则具体，价值取向积极，这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管人才原则指导下，只要按照科学人才观去实践，就一定能够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与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为应对科技革命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为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历史贡献。(潘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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