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是在建国初期学习苏联专业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没有停止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也在持续进行。尤其是高校扩招以来，为阻止教育质量的下滑，教育部紧锣密鼓地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提供了一系列的方案。然而从整体上来说，这些探索的效果还不容乐观，“钱学森之问”仍在寻找答案。
这些改革的措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原因在哪呢？笔者认为需要从价值取向的高度进行追问。人才培养模式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亦即培养目标和培养过程两者的有机统一。其中，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最根本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主要基于两个维度，一是社会需要，一是个人发展。长期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压倒认识论哲学和人本论哲学。相应地，高校培养目标主张的是社会本位论，学生的个性、需求得不到尊重和满足，不同个性、不同特点的人才在单一的、统一的培养规格下，像流水线生产一样，从而被制造成了“千人一面”的标准件、通用件。
按照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指标，我国在2002年就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众高等教育的特点之一就是多样性。与精英高等教育关注如何选拔人才的主题不同，大众高等教育强调的是如何培养人才，亦即如何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满足多样化的需要。
因此，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高校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应该由“供给者本位”转变为“需求者本位”。也就是说，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时候，校方不能再如以往那样，只从教育者的角度一相情愿地设计和操作，而忽略受教育者的期望、偏好和需求等。
另外需要引起我们关注和思考的是，当下一些高校像以往那样设置实验班，但却不能像以往那样得到理想学生的呼应，达到以往理想的教学效果。这深刻地表明新世纪我国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必须摒弃以往那种目中无“人”（学生），单向灌输对人进行“塑造”的习惯思维和习惯做法，应尊重学生自身在其成长中的主体作用，根据学生的兴趣、差异，结合社会的需求、学校的资源，制定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学生自我成长、自我实现，最终达到提高人才培养效度的社会目的。
这些改革的措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原因在哪呢？笔者认为需要从价值取向的高度进行追问。人才培养模式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亦即培养目标和培养过程两者的有机统一。其中，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最根本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主要基于两个维度，一是社会需要，一是个人发展。长期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压倒认识论哲学和人本论哲学。相应地，高校培养目标主张的是社会本位论，学生的个性、需求得不到尊重和满足，不同个性、不同特点的人才在单一的、统一的培养规格下，像流水线生产一样，从而被制造成了“千人一面”的标准件、通用件。
按照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指标，我国在2002年就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众高等教育的特点之一就是多样性。与精英高等教育关注如何选拔人才的主题不同，大众高等教育强调的是如何培养人才，亦即如何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满足多样化的需要。
因此，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高校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应该由“供给者本位”转变为“需求者本位”。也就是说，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时候，校方不能再如以往那样，只从教育者的角度一相情愿地设计和操作，而忽略受教育者的期望、偏好和需求等。
另外需要引起我们关注和思考的是，当下一些高校像以往那样设置实验班，但却不能像以往那样得到理想学生的呼应，达到以往理想的教学效果。这深刻地表明新世纪我国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必须摒弃以往那种目中无“人”（学生），单向灌输对人进行“塑造”的习惯思维和习惯做法，应尊重学生自身在其成长中的主体作用，根据学生的兴趣、差异，结合社会的需求、学校的资源，制定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学生自我成长、自我实现，最终达到提高人才培养效度的社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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