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人才开发研究
中国古代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才理念。涉及内容广泛，包括人才概念、标准、人才分类、人才内在素质要素、人才作用，人才鉴别、选拔、任用、考核、待遇、奖惩以及人才成长和培养，等等。几千年的文明史积累了丰富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方略，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人才兴邦，庸才误国。在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政治管理思想中，人治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重视人心向背，一方面重视人才归离。得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唐太宗的名言“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就把“得人”看做是“为政”的关键。康熙更是将人才提到治国的首要位置，认为：“政治之道，首重人才。”
中国古代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问题不同，决定其人才研究的重点不同，但人才标准、选拔方式及学校育才始终是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德才关系更是成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研究的重中之重。汉代王符指出：“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强调人员的品行和能力必须与其职位相符，否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人事任用制度中，中国古代适应不同社会形态和朝代的需要，先后经历了贤能制、禅让制、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多种任用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些制度各有特点，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任人唯贤、任人唯亲这两种用人思想和用人路线之间的斗争而发展变化的。如世袭制是任人唯亲的思想路线的典型体现,而贤能制、禅让制和早期的科举制则主要体现了任人唯贤的思想，其中，历史最长、对国内外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人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梁启超评价说：“此实为我先民前年之一大发明”。
我国古代的政府有丰富的人事制度经验，从商鞅变法开始就建立了文武职位分类的人事管理体制，直到隋朝正式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以任用，考核，监查，俸禄为内容的人事制度”，但这只是基于科举制的针对封建精英人物的人事管理制度。中国的人才问题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历史上排斥人才、压制人才、残害人才的事例层出不穷。同时，正宗儒家的天才论和重德主义“圣贤观”占据统治地位，压抑了古代人才的全面发展和作用的发挥。
古代中国的人才问题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思想的钳制。在正统之外，一切创新都有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遭到扼杀；其二是工具主义的人才观；其三是单一的人才评价体系，统治者是至高无上的人才评价主体；其四是官本位的人才激励体制。专制体系垄断了权力资源和主要的社会财富，官僚成为凌驾于平民之上的特权阶层。整个社会以官僚等级为本位的利益分配格局，使谋官求禄成为人才实现个人抱负、获得社会尊重的首要选择，是中国人才发展面临的主要弊病之一。
在民国以前，社会所谓的人才主要是指统治阶级需要的政治人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既不重视科技人才，也不重视艺术人才，中国历来的价值观都强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读书的目的又很简单，是“学而优则仕”。这说明我国历来虽然高度重视人才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但这些人才是为统治阶级加强统治所需要的政治人才，而不是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大众服务的各类精英人才，具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当然，中国传统人才观也有很多精辟见解。比如对人才合理使用、充分使用的价值追求，对“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评价标准、“唯才是举、量才适用”的政治主张，以及 “经世致用”的功能取向和“不拘一格”的用才理念。尽管受到历史的局限，许多人才思想观点仍具有超越时代的真理性，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科学人才观的提出使人们对人才成长的看法经历了由少数人能够成才到人人通过努力都能成才的革命性变化，为我们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的人才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人人都可以成才是科学人才观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概念区别于西方国家人才概念的最重要的标志。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和时代英雄的唯物主义观点，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
原标题：丁雪峰:中西方人才开发研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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