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早在农耕社会中，生儿育女就不单纯只为传宗接代，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农耕劳动力。生多少个小孩，本质上是“多少张嘴”VS“多少双手”的拉锯问题，是人口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之间保持理性平衡的问题。说穿了，人口问题就是经济问题。
面对老龄化和劳动力下降的趋势，也就是“手”增长得比“嘴”慢的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的调研，能够享受“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大约有1500万至2000万人。陆杰华指出，经济条件和文化素质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一两千万人不可能全都选择生“二孩”。他估计此群体每年只会有100万至300万的新增人口，影响不是特别大。
按人口学理论分析，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在2.1的水平，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子女才能在其长大后替代父母的数量，维持既有人口数量不变。然而，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这个人口大国的TFR仅在1.2左右，远远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今年2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证实，经过多年增长后，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随着劳动力下降，学界普遍估计，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5年前后进入拐点时期，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社会。
“人口红利”须转向“人才红利”
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两名花旗银行经济学者内森?希茨(Nathan Sheets)和罗伯特?索金(Robert A. Sockin)的评估说，与多年来经济双位数的增速相比，中国从2012年至2030“日益恶化的人口情况”可能会令经济年增长率减少3.25个百分点。
日本、韩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规律已证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不想生就是不想生，任何政策都无效。各地政府从最初的节制生育政策转向一再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都走不出刺激生育无效的困境。
陆杰华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面对的真正考验是，怎么样从“人口红利”走向“人才红利”。他说，随着生育率的逐步下降，中国再也不能仰赖过去30多年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过去靠的是“劳动力数量”来创造“世界工厂”奇迹，接下来中国要转靠“劳动力素质”来升上生产链的中高端，而提升劳动力素质基本涉及三大因素，一是教育与文化、二是技能、三是身体素质。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也同意，中国应该朝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而不是单靠廉价劳动力拉动。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发展情况，他指出：“美国3.2亿人口，生产十五、六万亿(美元)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国13.5亿人，生产8万多亿GDP，只有美国的一半，中国人就那么差吗？”
原标题：专家：中国面临由人口红利走向人才红利考验
中国-博士人才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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