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万人计划”名单的出台，尤其是号称肩负冲击诺贝尔奖的第一层次的“杰出人才”名单的公布，引来社会的高度关注。坦率地说，这是好事，至少表明社会对于我国科技界还是抱有信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计划的出台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在世界整体经济增长方式从外生增长模式向内生模式转变的今天，科技的作用越发通过人才体现出来，因此，培育人才、发现人才、用好人才就是所有国家最重要的工作，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通过高质量的人才政策体现出来。那么一项好的人才政策要满足什么条件呢？在笔者看来，所有的人才政策都有两个核心支点：承认与分配。如果这两个支点处理不好，人才政策就会处于畸形状态，进而阻碍科技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说明本文的观点，还是以“万人计划”作为分析的样本。“万人计划”的全称是《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该计划是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审议，由中组部牵头，11家部委参与的一项国家级人才计划。
它的本意是平衡海外的“人才”，专门面向国内高层人才的人才政策。该计划打算从2012年开始，用10年的时间，扶持一万名左右的高层次人才，并给与相应的政策与经费支持。这就是社会上广为热议的“万人计划”的缘起。
“万人计划”之所以被公众热议，是因为对于该计划存在一个误解，即人才是否贬值了，以及国内是否真有这么多人才？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看看中组部下发的文件，这些误解不难消除。这个特殊支持计划希望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培养人才总量为10100人，对于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而言，真的不多。我们看看中国科技人员总量早已超过6000万，在这个总量基础上，再挑选万名人才，应该说是有很好的基础的。按照计划中的规定入选者每人支持100万元人民币，每年的投入也就10亿元人民币左右，相对于我国每年近万亿的科技投入而言，这项计划的投入真的不是很多。
任何人才政策都要关注两个核心政策支点：即承认与分配。政策制定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要协调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承认是一个偏向于政治学的概念；而分配则是经济学概念。不同范畴的概念在协同实现政策目标的时候就需要找到共同的形而上支点，否则这项政策必定会出现效率损失。
按照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说法，承认是科学界的硬通货。承认的基础是对每个科研工作者所作出的科研成就的认定，它的获得机制是通过国家授权的具有合法性的机构的认可。如果承认机制扭曲了（偏离学术成就，而看重成就以外的其他因素），就会对个体造成实际的政治不平等。
“人才”的承认标准设定就是以海外教授为门槛，这就通过学术以外的承认阻击了本土学者的进入，“万人计划”则是对本土人才的一种补偿，采用的策略同样是扭曲的承认机制。当然，这种扭曲的承认机制是为了配合特定的政策目的，但这种做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人才的承认机制必须建基于学术成就，长期来看，政治不平等对所有人都是一种伤害，对科学的发展也是一种阻碍力量。
至于分配，一定要本着经济平等的原则。毕竟分配的不平等会造成政策效率的损失，以及群体心理偏好的逆转，还有对制度本身认同感的降低，这种代价是任何政府与国家都无法承担的。
基于上述原则，中国各类人才计划主要存在如下三个问题：首先，计划的层级设置不合理，国家与地方人才政策衔接不好，出现空档。任何一项完善的人才政策的制定必须按照能力梯度设置成明确的连续区间，这样才能够充分调动各个层次的科技共同体成员的积极性，形成科技共同体内部的有效对流渠道，即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都有明确的晋升目标和空间。
其次，各类人才政策在核心支点要素上都存在承认机制的扭曲，然后，被迫造成用新的扭曲政策去纠正前一个扭曲政策，人为造成共同体在精神层面的分裂与制度性身份歧视，这是典型的政治不正义的表现。
第三，目前各类人才政策仍然没有解决好分配不正义的现象，赢者通吃现象愈演愈烈。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硬性约束，造成科技资源使用效率的降低。在理想状况下，人才政策要处理好承认与分配的衔接作用。
换言之，人才政策中的承认与分配的捆绑模式在不同能力区间是有所区别的。在人才的某一个能力区间，承认机制是最敏感的，而在另一个能力区间分配机制是最敏感的，一项高质量的人才政策必须能够为特定人才提供最敏感的激励要素，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政策收益，也才能真正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
比如，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就处于敏感因素错置的状态。对于那些杰出老科学家而言，他们最想获得的是国家对于他们过往成就的承认而非金钱，而我们的政策安排却是把承认与资源分配捆绑在一起，结果导致资源使用处于低效率状态。再比如英国等欧洲国家会给杰出科学家授予爵位，但那仅仅是一种荣誉，并不捆绑资源分配，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次“万人计划”仍然没有解决好承认与分配的问题，可以想象，这些获得资助的科学家又会转身投入到下一次资源竞争的行列，随之而来的不是造就科学大师，而是培育了一批科学富翁。随意翻翻名单，不难发现其中很多人都是重大项目的承担者，并不缺经费。
科学永远是追求真理的拓荒之旅，而非追逐利润的经济人。记得法国画家雷诺阿曾悲伤地说：当我牙齿好的时候，我吃不起牛排；而当我吃得起上好牛排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牙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需要政策适时调整承认与分配等资源的配置方式，这也是政策是调整市场失灵的一种有效机制。
基于这种理解，我们一直建议，国家应该加大保障性科研经费的供给，减少不必要的申请与评审，为科学家节省科研工时间，安安静静地做一些高水平的工作。
在世界整体经济增长方式从外生增长模式向内生模式转变的今天，科技的作用越发通过人才体现出来，因此，培育人才、发现人才、用好人才就是所有国家最重要的工作，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通过高质量的人才政策体现出来。那么一项好的人才政策要满足什么条件呢？在笔者看来，所有的人才政策都有两个核心支点：承认与分配。如果这两个支点处理不好，人才政策就会处于畸形状态，进而阻碍科技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说明本文的观点，还是以“万人计划”作为分析的样本。“万人计划”的全称是《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该计划是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审议，由中组部牵头，11家部委参与的一项国家级人才计划。
它的本意是平衡海外的“人才”，专门面向国内高层人才的人才政策。该计划打算从2012年开始，用10年的时间，扶持一万名左右的高层次人才，并给与相应的政策与经费支持。这就是社会上广为热议的“万人计划”的缘起。
“万人计划”之所以被公众热议，是因为对于该计划存在一个误解，即人才是否贬值了，以及国内是否真有这么多人才？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看看中组部下发的文件，这些误解不难消除。这个特殊支持计划希望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培养人才总量为10100人，对于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而言，真的不多。我们看看中国科技人员总量早已超过6000万，在这个总量基础上，再挑选万名人才，应该说是有很好的基础的。按照计划中的规定入选者每人支持100万元人民币，每年的投入也就10亿元人民币左右，相对于我国每年近万亿的科技投入而言，这项计划的投入真的不是很多。
任何人才政策都要关注两个核心政策支点：即承认与分配。政策制定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要协调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承认是一个偏向于政治学的概念；而分配则是经济学概念。不同范畴的概念在协同实现政策目标的时候就需要找到共同的形而上支点，否则这项政策必定会出现效率损失。
按照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说法，承认是科学界的硬通货。承认的基础是对每个科研工作者所作出的科研成就的认定，它的获得机制是通过国家授权的具有合法性的机构的认可。如果承认机制扭曲了（偏离学术成就，而看重成就以外的其他因素），就会对个体造成实际的政治不平等。
“人才”的承认标准设定就是以海外教授为门槛，这就通过学术以外的承认阻击了本土学者的进入，“万人计划”则是对本土人才的一种补偿，采用的策略同样是扭曲的承认机制。当然，这种扭曲的承认机制是为了配合特定的政策目的，但这种做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人才的承认机制必须建基于学术成就，长期来看，政治不平等对所有人都是一种伤害，对科学的发展也是一种阻碍力量。
至于分配，一定要本着经济平等的原则。毕竟分配的不平等会造成政策效率的损失，以及群体心理偏好的逆转，还有对制度本身认同感的降低，这种代价是任何政府与国家都无法承担的。
基于上述原则，中国各类人才计划主要存在如下三个问题：首先，计划的层级设置不合理，国家与地方人才政策衔接不好，出现空档。任何一项完善的人才政策的制定必须按照能力梯度设置成明确的连续区间，这样才能够充分调动各个层次的科技共同体成员的积极性，形成科技共同体内部的有效对流渠道，即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都有明确的晋升目标和空间。
其次，各类人才政策在核心支点要素上都存在承认机制的扭曲，然后，被迫造成用新的扭曲政策去纠正前一个扭曲政策，人为造成共同体在精神层面的分裂与制度性身份歧视，这是典型的政治不正义的表现。
第三，目前各类人才政策仍然没有解决好分配不正义的现象，赢者通吃现象愈演愈烈。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硬性约束，造成科技资源使用效率的降低。在理想状况下，人才政策要处理好承认与分配的衔接作用。
换言之，人才政策中的承认与分配的捆绑模式在不同能力区间是有所区别的。在人才的某一个能力区间，承认机制是最敏感的，而在另一个能力区间分配机制是最敏感的，一项高质量的人才政策必须能够为特定人才提供最敏感的激励要素，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政策收益，也才能真正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
比如，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就处于敏感因素错置的状态。对于那些杰出老科学家而言，他们最想获得的是国家对于他们过往成就的承认而非金钱，而我们的政策安排却是把承认与资源分配捆绑在一起，结果导致资源使用处于低效率状态。再比如英国等欧洲国家会给杰出科学家授予爵位，但那仅仅是一种荣誉，并不捆绑资源分配，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次“万人计划”仍然没有解决好承认与分配的问题，可以想象，这些获得资助的科学家又会转身投入到下一次资源竞争的行列，随之而来的不是造就科学大师，而是培育了一批科学富翁。随意翻翻名单，不难发现其中很多人都是重大项目的承担者，并不缺经费。
科学永远是追求真理的拓荒之旅，而非追逐利润的经济人。记得法国画家雷诺阿曾悲伤地说：当我牙齿好的时候，我吃不起牛排；而当我吃得起上好牛排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牙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需要政策适时调整承认与分配等资源的配置方式，这也是政策是调整市场失灵的一种有效机制。
基于这种理解，我们一直建议，国家应该加大保障性科研经费的供给，减少不必要的申请与评审，为科学家节省科研工时间，安安静静地做一些高水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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