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的朋友，可能都记得我的一个观点：未来三年，中国人才危机将深刻显示。
经常看《寰宇大战略》节目的朋友，也可能还记得我在节目里的一个观点：今天的中国，就象一个身材不断增大，但血液却不断流失的人；有一天，等到身材完全长大（亦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身体里的血却已流失殆尽。
今天，我还要增加一个观点：按照今天中国教育的创新不足、社会的多元开放程度严重不足的情况，中国自身培养一流人才的进程将继续延缓，对外来一流人才的吸引力也将继续不足，同时一流人才的外流速度也在加速；若这样，那么三至五年后，跨国公司在华可能将找不到一流的经理人，中国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将更远……
下面是《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的章节部分摘要
为什么未来三年，中国的人才危机将日益显示其负面效应？
王辉耀博士，早年留学美国，后在跨国公司工作，活跃于京城政治、经济和学术圈，也是欧美同学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我们最早结识于每年年底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留学人员交流会”，简称“留交会”。从2002年后，我就与“留交会”陆续有些往来，2008年被广州市政府聘请为市长顾问，是所有顾问中唯一的人文学科代表。
从这以后，我和王辉耀几乎每年都要在广州见面，我对他的工作及其意义渐渐有了了解。我常在各种场合说，研究中国的人才问题和人才战略，王辉耀是中国第一人，无人出其左右。王辉耀与我也惺惺相惜，称我的节目“是华文电视政经节目中最好的”，“节目影响力很大，是凤凰卫视最好、最有高层影响的节目”。这当然属过誉之词，让我受之有愧。
2010年冬天，王辉耀在广州 “留交会”做的一个报告，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从这以后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的人才问题。王辉耀的报告让三年前的我第一次明白，对中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我们的人才战略不仅是要吸收全球华人中的精英，而更要有胸怀和机制，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目前非常不成功，中国目前所谓的吸引人才重要还停留在吸引本国出去的“海归”，而远没到吸引全球一流精英的地步，2004年开始实行的“中国绿卡”迄今只有四千多人获批，绝大多数获批者是外籍华人，其中两千还是家属；而即便是在吸引“海归”方面，一方面这些年有一些“海归”回国，但高尖端的数量不多，而更多的知识移民则又对冲了吸引“海归”的功效。
王辉耀的多次报告，还让我记住了李光耀的一句话：“中国是在十四亿人口中选人才，而美国则是全球七十亿人口中选人才。”短短几十个字，将中美两国的战略、视野、胸怀、机制、社会开放度，立时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高底立现。
但我还要再加一句：“一方面，中国仅仅在十四亿人口中选人才；另一方面，十四亿人口的精英，又正在大规模、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
读到这里，你大概会和我写到这里时一样，脑子中会出现下面这句话：“这个游戏没法玩了。”不过，作为一个爱国者，我还是要再加上一句，以使这句话更为完整：“这个游戏没法玩了，如果中国未来不做出深刻的改变。”
这未来的几年，就是指未来的三年，2014-2017年。
2013年6月，王辉耀专门飞到香港，出席我的节目，讨论中国的人才危机和人才战略。与王辉耀一起出席节目的，还有香港的加拿大学者、“中国通”崔大伟。
小小的摄影棚，顿时成了指点风云的舞台。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面上看似乎机体正在不断长大，但其实体内的血液却正在不断流失；这种“失血”现象短时间内可能不为人注意，但也许有一天，等中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时，亦即机体已无限庞大时，忽然间会发现，多年不断的“失血”已导致“血液”流失殆尽。到那时该怎么办？
这听上去似乎十分危言耸听。我承认，这一比喻有点言过其实。但看完下面一段我与王辉耀在节目中的对话，你大概又会觉得我上面讲的，却又不无道理：
邱震海：以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近3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一个庞大经济体，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尖端人才，而我们现在缺多少？
王辉耀：中国从目前来讲，尖端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比如说可能按照科技部的统计，我们真正的高端人才可能在全国有一万人左右，就是特别顶尖的一批人才。
邱震海：美国呢？
王辉耀：美国至少是我们的十倍以上，而且现在我们比如说在很多领域，尖端领域我们很缺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航空大国，我们的飞机，仅次于美国第二大航空市场，但是我们在航空领域的院士没有几个，我们汽车现在是全世界的第一大汽车大国，我们在汽车领域，比如说尖端汽车领域的院士也很少，几个人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大量人才的流失，比如说美国现在有200多获得诺贝尔奖，在美国工作，中国这方面很少，长期都没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阿德麦肯锡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中国目前这个市场上，大概需要75000个高端的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但是市场上找到有多少呢？只有5000个，所以这个差距巨大，差了十多倍。
邱震海：美国呢，美国大概需要多少？
王辉耀：美国这方面肯定很多，美国这方面，你想想五百强里面他占了大多数，差不多一半都在美国，而且这方面他的储备是很充沛的，包括大学的人才储备，它的政府里面人才储备，他的科研研发机构的人才储备，还有它的硅谷，基本上是世界的一个创新中心。就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这些高科技高发明这些新经济都来自于硅谷，那么硅谷里边50%的企业都是移民创造的，美国47%的科学家来自于不是出生在美国，包括他们的科技人才。
邱震海：未来世界25年中国在这个需求方面一定是往上涨的，当也许有一天十年之后中国也需要十万顶尖人才的时候，按照我们目前这样流血失血的速度，您觉得会是什么状况？
崔大伟：一百万，中国需要一百万。
邱震海：20年以后中国需要一百万的顶尖人才。
王辉耀：我觉得至少应该要有这个数，因为中国这个基数很大，就我们的人口现在是美国的4倍差不多，那么而且我们现在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发展如果要成为第一世界经济大国，我们必须要靠人才来做支撑。
邱震海：但是现在中国的人才的流失，我们的血在不断的从我们的身体当中流走，这个失血的状况比率大概是多少？
王辉耀：我们现在确实很严重，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就拿留学生来讲，按照这个官方的统计数据我们比如说现在每年出去，去年出去是40万人，我们总数出去的大概260万人，大概回来的不到，差不多一百万左右，就我们起码40%左右，30多40就是回归率，我们当然还有三分之，接近60%是在海外，那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按照一般国际上常见的一般有40%、50%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我们现在大部分还在海外，关键这个里边就高端人才在海外的比例非常大，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博士毕业生的比例，理工科的博士现在90%很多还留在了海外，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最新的统计就是比去年我们回来27万人，9万人做了留学的这种认证登记，那中间这个大量的回来还是在硕士这个阶段，其中很多包括在英国一年的硕士，而博士只有5%。
邱震海：如果说，假如说我们不知道这目前整个的速度未来会不会是提升还是会降低，如果继续按照这个下降的速度往下走的话，回归率还这么一点，中国还吸引不了全世界一流的人才，而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中国需要尖端人才可能是几十万，那么这个差距届时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危机状况？
崔大伟：中国过去的主要财富是依靠出口，而中国出口的商品又不具备高技术含量。中国一定要从劳动力出口要改为科学方面的出口，但是这个很难做，假如这个情况继续下去。
王辉耀：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其实是中国面临一个新的转型，就是我们要从人口红利转到人才红利，要从中国制造转到中国创造，要从投资拉动转到人才拉动，那么这些方面的话都要靠人才来支撑。
邱震海：中国经济已经放缓了，而且人口红利正在下降。如果人口红利加上人才红利，两个红利同时下降，十年以后的中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
王辉耀：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我们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比例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原来只有几家，后来十几家，二十几家到去年大概六、七十家，但是我们虽然进入500强，但是多少真正是能在世界上就占领国际市场份额，能够到国际市场上开，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公司，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可能有联想、华为几家公司，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出不去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大量的一流的国际化人才，比如顶尖的这种世界五百强的这种高管，我们没有这批人才我们中国未来要走出去非常困难，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就是在国内各种的我们价值链的爬升，高科技企业，大的企业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些高端的这种人才回来，特别是创业的人才。
崔大伟：对，未来的中国还是必须进口国外的科技，要做一个创新型国家很难。
经常看《寰宇大战略》节目的朋友，也可能还记得我在节目里的一个观点：今天的中国，就象一个身材不断增大，但血液却不断流失的人；有一天，等到身材完全长大（亦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身体里的血却已流失殆尽。
今天，我还要增加一个观点：按照今天中国教育的创新不足、社会的多元开放程度严重不足的情况，中国自身培养一流人才的进程将继续延缓，对外来一流人才的吸引力也将继续不足，同时一流人才的外流速度也在加速；若这样，那么三至五年后，跨国公司在华可能将找不到一流的经理人，中国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将更远……
下面是《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的章节部分摘要
为什么未来三年，中国的人才危机将日益显示其负面效应？
王辉耀博士，早年留学美国，后在跨国公司工作，活跃于京城政治、经济和学术圈，也是欧美同学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我们最早结识于每年年底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留学人员交流会”，简称“留交会”。从2002年后，我就与“留交会”陆续有些往来，2008年被广州市政府聘请为市长顾问，是所有顾问中唯一的人文学科代表。
从这以后，我和王辉耀几乎每年都要在广州见面，我对他的工作及其意义渐渐有了了解。我常在各种场合说，研究中国的人才问题和人才战略，王辉耀是中国第一人，无人出其左右。王辉耀与我也惺惺相惜，称我的节目“是华文电视政经节目中最好的”，“节目影响力很大，是凤凰卫视最好、最有高层影响的节目”。这当然属过誉之词，让我受之有愧。
2010年冬天，王辉耀在广州 “留交会”做的一个报告，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从这以后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的人才问题。王辉耀的报告让三年前的我第一次明白，对中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我们的人才战略不仅是要吸收全球华人中的精英，而更要有胸怀和机制，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目前非常不成功，中国目前所谓的吸引人才重要还停留在吸引本国出去的“海归”，而远没到吸引全球一流精英的地步，2004年开始实行的“中国绿卡”迄今只有四千多人获批，绝大多数获批者是外籍华人，其中两千还是家属；而即便是在吸引“海归”方面，一方面这些年有一些“海归”回国，但高尖端的数量不多，而更多的知识移民则又对冲了吸引“海归”的功效。
王辉耀的多次报告，还让我记住了李光耀的一句话：“中国是在十四亿人口中选人才，而美国则是全球七十亿人口中选人才。”短短几十个字，将中美两国的战略、视野、胸怀、机制、社会开放度，立时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高底立现。
但我还要再加一句：“一方面，中国仅仅在十四亿人口中选人才；另一方面，十四亿人口的精英，又正在大规模、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
读到这里，你大概会和我写到这里时一样，脑子中会出现下面这句话：“这个游戏没法玩了。”不过，作为一个爱国者，我还是要再加上一句，以使这句话更为完整：“这个游戏没法玩了，如果中国未来不做出深刻的改变。”
这未来的几年，就是指未来的三年，2014-2017年。
2013年6月，王辉耀专门飞到香港，出席我的节目，讨论中国的人才危机和人才战略。与王辉耀一起出席节目的，还有香港的加拿大学者、“中国通”崔大伟。
小小的摄影棚，顿时成了指点风云的舞台。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面上看似乎机体正在不断长大，但其实体内的血液却正在不断流失；这种“失血”现象短时间内可能不为人注意，但也许有一天，等中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时，亦即机体已无限庞大时，忽然间会发现，多年不断的“失血”已导致“血液”流失殆尽。到那时该怎么办？
这听上去似乎十分危言耸听。我承认，这一比喻有点言过其实。但看完下面一段我与王辉耀在节目中的对话，你大概又会觉得我上面讲的，却又不无道理：
邱震海：以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近3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一个庞大经济体，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尖端人才，而我们现在缺多少？
王辉耀：中国从目前来讲，尖端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比如说可能按照科技部的统计，我们真正的高端人才可能在全国有一万人左右，就是特别顶尖的一批人才。
邱震海：美国呢？
王辉耀：美国至少是我们的十倍以上，而且现在我们比如说在很多领域，尖端领域我们很缺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航空大国，我们的飞机，仅次于美国第二大航空市场，但是我们在航空领域的院士没有几个，我们汽车现在是全世界的第一大汽车大国，我们在汽车领域，比如说尖端汽车领域的院士也很少，几个人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大量人才的流失，比如说美国现在有200多获得诺贝尔奖，在美国工作，中国这方面很少，长期都没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阿德麦肯锡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中国目前这个市场上，大概需要75000个高端的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但是市场上找到有多少呢？只有5000个，所以这个差距巨大，差了十多倍。
邱震海：美国呢，美国大概需要多少？
王辉耀：美国这方面肯定很多，美国这方面，你想想五百强里面他占了大多数，差不多一半都在美国，而且这方面他的储备是很充沛的，包括大学的人才储备，它的政府里面人才储备，他的科研研发机构的人才储备，还有它的硅谷，基本上是世界的一个创新中心。就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这些高科技高发明这些新经济都来自于硅谷，那么硅谷里边50%的企业都是移民创造的，美国47%的科学家来自于不是出生在美国，包括他们的科技人才。
邱震海：未来世界25年中国在这个需求方面一定是往上涨的，当也许有一天十年之后中国也需要十万顶尖人才的时候，按照我们目前这样流血失血的速度，您觉得会是什么状况？
崔大伟：一百万，中国需要一百万。
邱震海：20年以后中国需要一百万的顶尖人才。
王辉耀：我觉得至少应该要有这个数，因为中国这个基数很大，就我们的人口现在是美国的4倍差不多，那么而且我们现在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发展如果要成为第一世界经济大国，我们必须要靠人才来做支撑。
邱震海：但是现在中国的人才的流失，我们的血在不断的从我们的身体当中流走，这个失血的状况比率大概是多少？
王辉耀：我们现在确实很严重，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就拿留学生来讲，按照这个官方的统计数据我们比如说现在每年出去，去年出去是40万人，我们总数出去的大概260万人，大概回来的不到，差不多一百万左右，就我们起码40%左右，30多40就是回归率，我们当然还有三分之，接近60%是在海外，那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按照一般国际上常见的一般有40%、50%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我们现在大部分还在海外，关键这个里边就高端人才在海外的比例非常大，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博士毕业生的比例，理工科的博士现在90%很多还留在了海外，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最新的统计就是比去年我们回来27万人，9万人做了留学的这种认证登记，那中间这个大量的回来还是在硕士这个阶段，其中很多包括在英国一年的硕士，而博士只有5%。
邱震海：如果说，假如说我们不知道这目前整个的速度未来会不会是提升还是会降低，如果继续按照这个下降的速度往下走的话，回归率还这么一点，中国还吸引不了全世界一流的人才，而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中国需要尖端人才可能是几十万，那么这个差距届时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危机状况？
崔大伟：中国过去的主要财富是依靠出口，而中国出口的商品又不具备高技术含量。中国一定要从劳动力出口要改为科学方面的出口，但是这个很难做，假如这个情况继续下去。
王辉耀：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其实是中国面临一个新的转型，就是我们要从人口红利转到人才红利，要从中国制造转到中国创造，要从投资拉动转到人才拉动，那么这些方面的话都要靠人才来支撑。
邱震海：中国经济已经放缓了，而且人口红利正在下降。如果人口红利加上人才红利，两个红利同时下降，十年以后的中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
王辉耀：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我们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比例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原来只有几家，后来十几家，二十几家到去年大概六、七十家，但是我们虽然进入500强，但是多少真正是能在世界上就占领国际市场份额，能够到国际市场上开，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公司，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可能有联想、华为几家公司，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出不去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大量的一流的国际化人才，比如顶尖的这种世界五百强的这种高管，我们没有这批人才我们中国未来要走出去非常困难，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就是在国内各种的我们价值链的爬升，高科技企业，大的企业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些高端的这种人才回来，特别是创业的人才。
崔大伟：对，未来的中国还是必须进口国外的科技，要做一个创新型国家很难。
王辉耀：就是我们在过去30年之所以成功，就是我们调动了国内低端劳动力的流动，减少它的壁垒，把劳动力全球化，全国化，全国化的人口流动带来了我们的繁荣，就是过去两亿农民工的流动，那么未来30年这个走到瓶颈了，未来30年我们靠全球化的人才流动，我们要去发挥全球人才的红利，吸引全球人才来中国，特别是要把我们出去的人也要吸引回来，再加上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人才吸引到中国来，才能给中国一个支撑未来30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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