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下发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涉及科技体制与机制改革的方方面面，改革深度与广度均属空前，不仅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已经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其丰富内涵亦对今后改革突破点的选择具有路标作用。
其中，关于鼓励科研人才流动的表述尤为引入关注。《意见》指出：“建立健全科研人才双向流动机制”，进一步细化为“科研人员可以带着项目成果到企业或自创企业；或高校研究所可以吸纳企业科技人员兼职等”两类。简单的两句话，揭示了未来人才政策变革的巨大空间与变革路径。
在传统模式下，户口与人事关系是人才流动的两大制度性绊脚石，而跨界（跨学科、跨部门）流动不仅面临制度制约，还面临来自管理者关于学术定位的认知误区的羁绊。只有对人才跨界流动的理论基础与实质有了真正了解，并被公众认同以及成为群体共识，此次人才制度改革的巨大意义和效能才能凸显出来。
人才通常的流动方向是从知识水平梯度高的地方流向知识水平梯度低的地方。这个由知识梯度差带来的收益就是人才流动的经济学基础与实质。
从宏观上看，人才流动的结果带来了两种变化：其一，知识的扩散，其最终结果就是“世界是平的”，各处知识水平趋于均衡化；其二，随着人才跨界流动，各种不匹配的闲置智力资源得以合理配置，起到盘活闲置智力资源并使之效率最优化的效果。
从微观层面上看，人才流动给局部地域带来了竞争的氛围，“鲶鱼效应”得以发挥作用；对于个人而言，流动激活了个人在原单位不具优势或者不被认同的能力的释放，从而有助于个人价值的实现。
这项人才政策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于人才内涵理解的加深。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认为，人的智力由分析、创造和实践三种能力构成，由于自身特点，每个人或许只具有其中某一方面的强项，而其他两项比较弱。在一个综合评价体系下，这个人的能力就被总分掩盖了，从而造成个人部分智力资本被闲置。而对整个社会来讲，这类人的智力资源相当于被浪费了。以往的人才政策大多是基于对人才的综合评价指标来分类，这种综合指标无法区分人才的能力优势区域，只能笼统地分类，基于这种综合指标制定的人才政策就是粗线条的人才政策。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鉴别成本的限制，造成整个社会人才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英国著名人力资源专家肯·罗宾逊认为：消除或削弱部门界限并不是最终目的，社会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思想交流与鼓励实验的氛围。只有如此，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混合经验才能出现。创新过程既源于知识与专业技能，也源于推断力与想象力。当已有知识以全新的方式相互结合，来满足新环境的需求时，新观念就会出现。科技体制改革正是需要从机制上保证这种现有库存知识与经验的新组合，由此才能真正推进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愿景。
只要存在知识梯度差就应该允许人才自由流动（少数事关国计民生的涉密人才除外）。只有如此，才能带来知识的扩散与全面创新的实现。
反观有些地方，在人才流动上层层设限，观念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卡压模式，严禁人才流动，希望用这种方式绑定人才。这种模式多年来已经造成整个社会宝贵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了解本地或本单位的知识梯度定位，有针对性地吸引适合的所需人才。同时，在人才政策运行中，目前还存在一种政治正确的炫耀性消费现象，即管理者从追求政绩出发，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不计成本地盲目引进“高大上”型人才，完全摧毁了市场对于人才的调控机制。问题是，这些人才与当地的知识储备与库存并不匹配，造成引进者与被引进者的双向损失与浪费。坊间所谓的“人傻、钱多、速来”的游戏需要改改了。
至此可以作一个推论，大到整个世界，小到局部地区，都存在人才梯度，如果允许人才的跨界、跨领域流动，很多地方将从多个渠道吸收到适合自己的人才，而且这些人才更符合本地区的知识水平。这种流动带来的知识进步是渐进的、全局性的，也更符合市场规律，更有利于使本地各种层次上的创新驱动发展链条得以完善。
这里可能会隐含另一种担忧，即我们自己的人才是否也会随之流失？完全有这个可能，但是总体来讲，我们流入的人才要多于流出的人才。即便那些最优秀人才流失了，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也是有益的。对人类而言，这何尝不是一种进步！
各地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流失危机，需要做的就是打破各种封堵的藩篱，为人才流入营造好的软环境。毕竟，诗意的栖居与实现自我超越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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