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受俄罗斯国家公共认证中心的正式邀请，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首次走出国门，远赴俄罗斯对波罗的海联邦大学的4个专业进行中俄联合专业评估认证工作。这也是我国首次走出国门，用中国标准、中国专家、中国模式对国外大学进行评估认证。
这一消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一提到“高教评估”，国人所给予的负面评价还是很多的。如今，曾饱受诟病的高教评估却开启了自己的首段海外之旅，也难怪很多人都连呼“没有想到”。
新发展
据悉，此次评估的邀请方是俄罗斯国家公共认证中心，这是俄罗斯国家级评估认证权威机构。而评估中心与该机构的合作早在去年就已经开始了。
2014年9月，评估中心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中心就与俄罗斯国家公共认证中心、日本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国高教认证“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些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整体发展还是比较好的。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在评估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对比较充分的话语权。这样一来，我们在评估中的国际合作交流就不应是单向的，而应是双向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如是说。
事实上，国内高教评估多年来也一直努力实现与国际接轨，但此前更多的是引入国外的评估标准和体系，如参加国际认证协会，一些工程类专业也试图按照国际标准对专业本身进行认证，“这是前一个时期的表现”。
自然地，此次评估中心走出国门，也预示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作为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开始进行新的国际合作。这种合作就包括了评估思想、评估标准、评估技术以及选派专家走出国门等多方面，这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国际化的新发展。”别敦荣说，只是这种新发展在政府的推动下更快地到来了。
对此，教育部也表示，俄方主动邀请我国对其大学进行评估认证，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中国模式、中国标准正在被国际认同和采纳。本次赴俄评估开拓了中俄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新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
新角色
虽然我国的高教评估今年才首次走出国门，但在国际上，国家间的教学评估合作其实并不罕见。比如加拿大的很多高校会参与到美国的评估体系中，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国家中也比较常见。而此次俄罗斯主动邀请中国评估专家参与专业评估，其实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体系与西方国家不同，很特殊。而欧美国家高等教育评估和认证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民间性，政府组织的权威性不足。但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权威性很大，加之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我国有很多相似性，因此，中俄之间开展高等教育评估合作就有了一种共同的基础。”别敦荣说。
此次远赴俄罗斯，评估中心共选派了8名评估认证领域的高水平专家，对波罗的海联邦大学的4个专业进行中俄联合专业评估认证工作。参与此次评估的专家均有丰富的评估经验，但即使对他们而言，这次评估也有着全新的体验。
因为他们的“角色”变了。
“在国内，由教育部主导的评估最受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评估者和被评估者属于同一体系，所以有‘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之嫌。而走出国门后，他们的身份就变成了彻彻底底的‘第三方机构’。”采访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这样的身份改变，对于尚处发展中的中国高教评估而言，首先意味着一种挑战，毕竟面对陌生的评估环境和评估者的需求，评估者本身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而这样的调整在国内常常是不必要的。
除此之外，这种身份变化也带来了机遇。
在别敦荣看来，在国内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中，教育部的评估是具有官方权威性的。但走出国门、蜕变成纯粹的第三方后，评估中心应该会从中得到很多新的感受，从而更有利于思考在国内如何发挥第三方的作用。这可能是此次跨国评估最为积极的意义。
“俄罗斯高校并不认为我国的评估中心能在资源配置以及各种政策导向上对它们施加影响，这种情况与国内是不同的。这对于评估中心的身份是一个考验，对评估中心将来完善相关的制度也会很有帮助。”别敦荣说。
新方向
当中国的评估专家走出了国门，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也摆在了我们面前——外国的评估专家是否也可以走入国门呢？
“既然你能走出去，为什么不能让别人走进来呢？”储朝晖说，在目前国内普遍对本土的高教评估缺乏信心，且独立的第三方评价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引进国外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是有其必要性的。“在教育评估的问题上，相较于‘走出去’，‘引进来’的难度要更大一点，但这种难度的背后，依然是我们自己选择开放还是封闭的问题。如果选择开放，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其实是有过“引进来”的先例的。据别敦荣回忆，上世纪90年代，ISO900质量认证体系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相关机构也曾来到中国，为十几所高校进行了认证。但近20年来，虽然一些高校引入了某些国外的评估标准，但已经很少有国外机构直接为国内高校进行评估和认证了。
“公办高校在请国外认证机构来华参与认证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有少数高校即使基于内部需求作了一些探索，也是在主管部门有意识的支持或默许下进行的。”别敦荣说。
在他看来，高教评估方面的“引进来”是有必要的，但这种必要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别敦荣表示，高等教育制度跟企业制度并不完全一样，前者的文化性因素要更加明显。“英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的差别是全方位的。”所以国际合作型的评估更多地是在标准和技术层面上相互借鉴。真正请某个国家去为另一个国家做一个系统化的评估并不现实。“这种评估模式应该发展，但一定要考虑国情。”
对此，储朝晖也表示，在高校评价方面，欧美国家依然具有相对的领先优势。我们要尽可能地向一些走在前面的专业组织学习，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简单的标准、项目问题不难模仿，但其背后的理念问题，在短期内却是很难有大的改变的。
“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是在一些动作上的探索，我们需要在理念上进一步反思。如此，中国的高教评估才能得到更广范围的认可。”储朝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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