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东明
■本报记者 陈彬 通讯员 吕东光
世界一流大学虽然综合性的居多，但多科性的一流大学也不少，在“求全”与特色之间选择，无疑特色才是最重要的。
2015年底，国务院正式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高校以及学科建设明确提出了“双一流”的任务要求。自此，“双一流”作为高等教育界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其热度一直延续至今。
应该说，对于中国高校，尤其是国内顶尖高校来说，“创世界一流”其实是一个已经被喊了多年的口号。然而，此次在国家顶层设计中作出“双一流”的战略部署，对于目前国内高等教育又有着怎样不同的重要意义呢？高校本身又该作出哪些努力和变革？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东明。
“双一流”代表教育供给高度
对于“双一流”在宏观层面上的意义，郭东明表示，“双一流”既是我国由大国变强国的必然需要，同时也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过程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高等教育也提出了新要求。高等教育既是教育全过程的重要‘收口’环节，也是教育总供给的重要‘出口’环节。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代表教育供给的一种高度，也必然催生社会发展的一种新高度。”郭东明说，客观来讲，目前我们还存在一定差距，这是改革的重要动因。因此，高校应以深化改革为内生动力，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在服务与贡献中“争创一流”，完成新的跨越。
然而，要弥补这样的差距，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大学可以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样的学科又可以被称为“世界一流学科”？
对此，郭东明表示，世界一流大学总体来说具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首先是能够产生对科技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对社会文明进程和人类生活方式有深刻改变和推动的学术成果或思想文化成果；其次要会聚一批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大师和知名学者，其培养的学生也英才辈出；同时还要有优秀的精神文化传承，并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充裕的办学资源。
“以上几个方面往往又是一体的，比如良好的社会声誉往往由师生、成果和大学精神所奠定；而充裕的办学资源，往往也是发展得越好，得到的资源越多。”郭东明说。
“世界一流学科”则应该是在该学术领域和行业中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的学科。“具体来说，高端人才会聚，人才结构合理，科研反哺教学能力强，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学术成果在国际学术领域和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认可度，学科排名在国际权威机构排行上位居前列。”
郭东明表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归根结底要从一流学科抓起。学科建设是龙头和基础，是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可持续发展的载体和保障。“世界一流大学虽然综合性的居多，但多科性的一流大学也不少，在‘求全’与特色之间选择，无疑特色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体现的是大学的发展定力，越是一流大学，越能够保有和强化自己的特色。”郭东明说。
变“跟跑”为“领跑”
必须承认的是，现阶段国内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对此，郭东明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应该说，中国大学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发起冲击的实力和底气。同时我们在一些学科领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郭东明说，但客观来讲，总体上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其中差距最明显之处体现在缺少享誉世界的顶尖学科。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阐释。
他表示，从发展状态来看，国内的学科优势还是局部的或点状分布的研究，整体的、系统的超越还须假以时日，需要不断把研究优势拓展为学科优势、学科群优势；此外，从未来发展看，基础、前瞻性科学研究也需要大力加强，以推动学科的超前布局。
“同时，学科和国家产业的高端优势相辅相成，推动国家由大到强的高端产业发展需要国际领先学科的支撑。”郭东明说，学科在进一步调整结构、优化布局的过程中，要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形成多学科多领域创新优势。“目前，我们‘跟跑’的学科比较多，‘领跑’的学科比较少，变跟跑为领跑，关键是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上形成突破，很多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必须另辟蹊径才成。”
对于大连理工大学而言，郭东明表示，学校主要强化两个导向：一是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强化问题导向；二是面向学科前沿，强化目标导向，特别强调理科与工科的高水平协调发展。“比如我们从瑞典皇家工学院全职引进了‘人才’学者、人工光合作用领域的权威学者孙立成教授，就是围绕基础研究布局基础学科，力求超前布局，抢占制高点。”
政府投入要体现“差别化”
应该说，在我国的高等教育近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历过一些大的战略布局和改革，比如“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实施，但这些改革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阻碍。其中很受公众诟病的便是高校建设同质化的问题。虽然“双一流战略”也强调高校的个性化发展，是否能真正规避这一问题呢？
对此，郭东明表示，此次国家进行“双一流”建设，在“985工程”“211工程”的基础上，打破了以往划定的学校资格界限，更加强调学科基础、绩效杠杆、动态考核，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益无疑是重大的改进。
“因此，中央、地方政府对高校的资金、政策和资源支持，都要体现出鼓励和引导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的多领域协调、多层次支撑的结构样态，体现公平竞争、扶优扶强扶特，促使高校建设‘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的学科发展新布局，推动高校综合改革走向深入。”他说。
在这一问题上，高校自身也要坚持围绕自身特色谋优势，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类型结构，形成区别于其他学校的独特的办学特色和优势。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郭东明表示，学校历史上在化学化工、装备制造、土木水利、管理以及围绕这些学科发展对应的应用理科等学科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优势。“面向‘双一流’，我们提出存量促升级、增量调结构的思路，准备下一步围绕海洋、生命、信息等战略领域和高端装备、高端智库等战略主题，大力加强交叉融合，培育新的特色内涵增长点。”
采访中，郭东明坦言，在“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高校其实很需要政府与社会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
“首先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不光是财政资金的支持，也包括社会资金的支持，这方面我们与美国高校相比差距很大。”他说，其次要有序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但需要注意的是，放权不等于放任，政府在放权的同时，也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并要遵守办学规律，避免高校的行政化；再次，要完善评价机制，推进管办评相对分离，完善由社会组织参与的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评价、监督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最后还要强化协同创新，完善政府、社会、学校相结合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
改革要从两方面着手
在一次会议上，郭东明曾表示，在“双一流”建设中，改革的问题要从人事与育人两方面着手。在采访中，他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
“人才是办学的第一资源，立德树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人事制度与育人模式的确是改革的最主要着力点。”郭东明表示，“双一流”建设首先是个“事在人为”的问题，需要实施以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为目标的、以协调机制体制与人的关系为主线的综合性改革。“在经济全球化、人才竞争尤为激烈的当下，我们要通过人事制度改革，推动人才政策与国际接轨，从全球选拔聘用一流的师资，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
在人事改革方面，郭东明认为，高校首先要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采取超常规举措培养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其次要汇聚培养优秀青年人才，通过前瞻布局，及早发现跟踪，重点遴选培养一批基础扎实、潜质突出的青年杰出人才。同时要完善岗位分类管理及评价体系，并深化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构建以岗位绩效工资为主体，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等并存的多元化薪酬分配制度和动态激励机制。
培养引进优秀师资的最终目的依然是人才培养，这也是高校办学质量的最终标志。“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更高要求，国际间人才竞争的态势，一流大学的内在逻辑，都要求我们重思一流人才培养之道。”
郭东明坦言，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校既要遵循教育规律，促进教育与教学、教学与科研、课内与课外、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全面发展与个性成长的有效结合，切实解决好“两层皮”的问题。同时也要改革教学模式，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探索，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水平。“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培养学生引领精神，少年强则中国强，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必须放眼国际，将道德情操、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教育融汇一炉，使学生成为既具家国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精英人才，成为社会发展的领跑者。”郭东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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