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关闭多年的高考之门再度打开，一个时代的拐点到来。那年的冬天，对于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的570万考生来说，没有寒冷，他们感受到了心底深处的梦想涌动，感受到了一个民族重新高扬崇尚知识、尊重人才旗帜的春天气息。

弹指一挥40载。这40年来，高考已然成为国家一年一度的盛大社会活动，一代又一代的考生们通过高考迎来他们的命运转折点。而高考，也注定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永久记忆……

科学家的梦想曾经遥不可及

段树民：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1977年考生。

■本报记者 崔雪芹

虽然段树民小时候有过当科学家的梦想，喜欢看一些知识类图书，但后来下放之后就觉得梦想太遥远了，因为看到很多知青在农村已经劳动了7、8年仍然没有回城工作的希望。“那时候我的最大理想就是劳动几年后能够通过招工、当兵回到县城生活，压根就没有想到会上大学。”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后首届入学者，段树民深深感慨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段树民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回忆，文革开始时他才小学二年级，文革十年正是他受中小学教育的时候，但大多时光都在学工、学农及各种时政学习、批判和宣传活动中度过。到了1973年他上初二，赶上邓小平第一次恢复工作后推行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才扎实地学习了两年。也正是这两年的学习为他的高考打下了基础。

高中只上了一年，段树民就下放了。村民们为照顾他，让他为生产队养猪。“那些猪由于是公家的，没有得到很好的饲养，都成了多年长不大的‘僵猪’”。令段树民引以为傲的是，经过他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包括研究做糖化饲料，学习为猪治病等，有些“僵猪”竟长成了肥猪并卖给了政府。段树民笑言这是他从事生物学研究的开始。

1977年10月，刚听到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时，段树民简直不敢相信。“从知道确切消息到高考也就一两个月，由于文革中断了11年的高考，被积压了11届的中学毕业生，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都卯足了劲向这次高考冲刺。那时候没有复习资料，也没有像样的教材。中学老师们热情地在挤满学生的大礼堂里免费为大家做辅导，气氛非常热烈”。

令段树民记忆犹新的是，安徽的高考第一天是12月10号，“好像上午是语文，下午是数学，物理和化学合在一张卷子放在11号上午考， 11号下午最后考的是政治。记得语文的作文题目是二选一：1.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源于叶剑英诗句）；2. 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段树民选择了第一个题目，“记得作文里举了陈景润攻克数学难题的例子”。

数学是段树民的强项，但那天下午的数学考完之后，他感到非常沮丧，不少题目没做出来。他甚至想放弃第二天的考试，但家人鼓励他忘掉考过的科目，避免不良情绪影响到后面的考试。

“最后的政治考试好像比较轻松，有意思的是，有一个题目是默写毛主席的语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段语录是当时在校学生经常要唱的歌。”段树民回忆说，“记得当时我就是在心里默默地唱着这首歌写出这段语录的。后来还听说有的考场教室的墙上就贴着这首语录，乐坏了这些考生。”

因为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考生多，大学少，当年的高考录取率是历史最低的。当时段树民觉得自己没发挥好，应该没什么希望了。张榜的那一天，他还是去看了，“但由于信心不足，居然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就很失落地回家了。”后来还是一位同学告诉他，才知道自己考上了蚌埠医学院。

能够考上大学，段树民觉得要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自己初中的班主任黄佩章。“在那个疯狂、混乱的年代，人人都认为读书没什么用，整个媒体都在宣传知识越多越反动，黄老师却经常开导学生要用心读书。他常常告诉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正常的，不会持续很久的，将来的社会还是需要知识的，大家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好好学习，不然的话以后会后悔莫及的。”段树民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黄老师家庭出身并不好（地主成份），在那个年代他要顶住多大的压力在课堂上和学生讲这样的话。这既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显示了他的勇气。即使是今天，也令我们很多在压力下不敢讲真话的人汗颜。在黄老师的影响下，我们那个班级的学习氛围浓厚，成为该年级高考录取人数最多的班级。”

虽然过去了三、四十年，段树民对大学的学习生活仍然记忆犹新。同班学生的年龄和经历差别非常大，有中学刚毕业的十七八岁孩子，也有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三十多岁没找到媳妇的农村“赤脚医生”。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希望把过去耽误的学习时间再追回来，学习生活过的非常紧张充实。

蚌埠医学院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地方院校，却有着很好的传统和学习氛围。给段树民上课的许多主讲老师还都是当年从上海过来的专家。他清楚地记得在上病理课时，老师指着一个心脏肥大（高血压病所致）的标本告诉同学们，这个心脏是蚌医首任院长谢炘教授捐献的，他为蚌医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奉献一生，死后仍作为无语良师，激励和教诲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这种震撼至今仍让段树民心情不能平静，对医学和生命的深厚的敬畏感也从那一刻而产生。段树民相信，作为一个地方院校，蚌医的毕业生产生了四个院士并非偶然。

段树民表示，这一代人丰富曲折的经历，赋予了他们高度的事业心、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航空梦从高考开启

杨勇：中国商飞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2002年考生。

■本报记者 张文静

5月5日14时01分，上海浦东机场，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喷气式大型客机 C919成功首飞。那一刻，身在现场的杨勇难掩心中的激动。

杨勇2009年刚从学校毕业就加入了中国商飞公司，从事C919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设计工作。两年后，杨勇加入到彼时新成立的商飞北研团队中，后又参与“灵雀”验证机的系统需求分析、方案设计与实现、系统调试、试飞规划与执行和数据分析等工作，为“灵雀”验证机的研制做着自己的贡献，直到现在。

“努力终归会取得成功！”看着C919飞机腾空而起，杨勇在心中不由感叹。“不容易，这是中国商飞所有员工的骄傲。遥想几年前参与过研制的C919飞机，已然从纸面设计变成了眼前的实物，一时感慨颇多。相信凭中国人的智慧，会让大飞机事业越来越好。”杨勇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回忆说。

如今的杨勇早已与大飞机事业分不开了。论及这段缘分的开始，还要从15年前的那次高考说起。

2002年夏天，在河北秦皇岛一所普通县级高中读书的杨勇参加了高考。当时考试的情景，杨勇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我还记得第一门是考语文，因为紧张，刚开始做题的时候大脑感觉一片空白，似乎忘记了这是高考。后来经过短暂的调整，自己才逐渐进入到考试的状态。后来我就一直按照平时的模拟训练按部就班地答题，平时的训练没有白费，顺利地完成了四个科目的考试。”

杨勇参加高考时，恰逢大学扩招政策刚开始没几年，大部分高中生都会走上大学这条路。那时的杨勇在心中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说起想要报考北航，杨勇笑称其实这也不是个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是当时自己本就比较喜欢军事、航空航天一类，从高中历届的高考光荣榜里听说了北航的名字，恰好那段时间又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电视剧《导弹旅长》，里面有角色是从清华、北航毕业的。所以，从那时起，杨勇便在心里埋下了一颗要去北航上学的种子。

高考成绩出来，虽然语文和英语在杨勇看来考得不够理想，但理科综合成绩很高，这让他最终以643分、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如愿考入了北航宇航学院的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

如今回头想想，杨勇觉得当年填报专业时是有些冒险的。“对于一个普通县级高中的学生来说，这个专业只是报考指南上的一个名字，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它有哪几部分课程、我从中能学到什么、这个专业是否适合自己，其实当时都不是很清楚。那时我也没有考入北航的师兄师姐可问，也不认识其他的北航学生，甚至那时候我还觉得自动化、计算机等专业都跟航空航天没什么关系，而这个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与我的想象最贴近，于是就报考了。”杨勇说。

正因为自己当时的懵懂，杨勇感叹说，如果进入大学之后可以先学习基础课程，再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爱好去选择选择专业可能会更加合适。“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小城市的普通中学的学生。”杨勇说，自己大学期间还做过志愿者，在校园采访日接待来自北京各个高中的学生，解答他们对于学校、专业的种种疑惑。“但很多地方的学生没有这个便利条件。”

杨勇是幸运的，他报考的专业正好与自己的兴趣相契合，北航宇航学院的平台也给了他施展才华和理想的机会。在校期间，杨勇参与了一支完全由本科生组成的火箭研制实验团队，他们独立设计研制的“北航 1 号”火箭于2006 年 11 月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并在2007年获得了第三届航空航天月桂奖的闪耀新星奖。本科毕业后，杨勇选择继续留在北航宇航学院深造，攻读导航、制导与控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2007 年大飞机项目立项，2008 年中国商飞成立，200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杨勇加入了中国商飞，全身心投入到了大飞机的方案设计中。后来，杨勇来到商飞北研，在2013年加入了“灵雀”团队，参与“灵雀”验证机的设计与测试等工作。所谓验证机，就是用于测试某项新技术可行性的飞机，个头较小，“灵雀”系列验证机主要是为了验证新一代民用飞机的气动布局，包括飞机的机身、机翼、尾翼等外形等。如今的科研工作虽然繁重，还需要进场顶着烈日完成试飞等外场工作，但杨勇乐在其中、干劲十足。

“回想2002年的自己，青涩、懵懂，不知道未来的路是什么样，因此唯有努力拼搏，希望不要虚度时光。我们通过高考这样一个途径，进入了自己喜欢的大学，在这里拓宽了见识的广度，培养了思考的深度，在学校里认识的老师、同学，形成了我们的工作圈和生活圈，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未来工作和生活的方向。”杨勇说，“当然，高考之后的努力更加重要，回想起来，高考可能是最轻松愉悦的一段时光。”

为圆天文梦，两次拼高考

苟利军：国家天文台研究员，1993年、1994年考生。

■本报记者 袁一雪

苟利军关于高考的记忆是两次，1993年的第一次高考和1994年第二次高考。与那些高考之前还犹豫志愿如何填报的高考生们在不同，苟利军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学习自己从小就感兴趣的天文学。“当时我只知道南京大学天文系是最好的。”苟利军表示，所以这所学校就成为了他的第一志愿，也是他真正的志愿。

可惜，第一次高考成绩并不理想，与南京大学失之交臂。高考成绩不理想并非苟利军不够努力，而是学校普遍录取率就比较低。“我那时就读的中学在陕西省宝鸡市的陇县中学。”苟利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陇县整个县区约有20万人，当时有两所高中：一所就是苟利军就读的位于下城中的陇县中学，另一所则位于县城外。“尽管县城中学教学质量相对较好，但与其他地区的高中相比，升学率依旧很低。每年考上大学的人在10%以内。”苟利军回忆说。那个时候，全校有四五百名考生，能够被一类本科院校录取的只有两三个人，其他则约有二三十人可以考中二类本科或师范类院校。

初中时，苟利军了解到南京大学天文系，便心向往之。有了这一理想，又迫于低升学率的压力，苟利军升入高中后一直很努力，成绩属于前列。“可惜第一次高考时太紧张，成绩只够师范类院校的录取分数线。”苟利军遗憾地说。

尽管考入师范类院校在陇县中学也属于“高中”，但苟利军犹豫再三后还是选择复读。“我当时很难过，这对于一个充满信心的年轻人来说的确有些残酷。”但苟利军并没有被高考失利击败，反而激发了他的好胜之心，“我觉得我就是有点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所以就在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准备重新复读再考。”苟利军说。

更令苟利军觉得安慰的是，他的父母也很开明，“尽管他们很想让我去学一些非常实用的专业，但是他们最终支持了我自己的决定，这一点我非常感谢他们。”决定复读后，苟利军进入了“西秦名校”——宝鸡中学。复读时，他努力依旧，一直保持名次在前列。

离开了陇县，进入了城市，苟利军在读书之余也拓展了眼界。“在复读的一年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强了我的信心。”苟利军说。因为在陇县中学时，他一直闷头苦读，“有点死读书的感觉，没有任何其他活动。但在宝鸡中学复读时，虽然也是题海战术，但是心态放松了不少。”

1994年，苟利军迎来人生中第二个高考。酷热的7月让他紧张依旧，但也许是心态的改变，发挥却比第一次更好，也让这一次的高考分数满足了南京大学天文系的录取线。“其实考完试我很担心，所以在得知被录取之后，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一块石头落了地。”苟利军说。

从陕西来到南京，苟利军在南京大学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1998年的中国，本科生还为数不多，而选择读研的人更是少数，“我们十多位同学中，只有3个人选择读研。”或许是因为天文学距离生活太远，很多同学甚至不再从事这一行业。但苟利军对于天文的执着却从未改变，“我对天文的爱好过去是，现在依旧是，希望可以将其研究得更透彻。”

留在南京大学读完硕士后，2001年，苟利军考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2年，苟利军入选第三批青年人才回到祖国。

想到高考时的选择，苟利军表示：“我不后悔当时的选择。如果不是坚定地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我的生活现在肯定是完全另一番场景。所以，不同的时代，不同生活的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我觉得遵从自己想法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

选择科研是因为真心喜欢

孙昊：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系学生，2016年考生。

■本报记者 胡珉琦

一年前的今天，济南平阴一中的孙昊刚刚参加完两天的高考，就马不停蹄赶到了国科大山东招生组在青岛的面试地点。早在2014年国科大本科部首次成立时，孙昊就瞄准了该校的物理系，所以，这次提前批招生面试非常关键。

面试现场由三位考官坐镇，5个学生为一组，同时进行测试。在他的回忆中，有一道题问的是“无理数和有理数哪个更多”，实际上，这是大学阶段才会学到的知识。“结果，我们五个给出了三种答案，四种不同的解题思路。”孙昊很清楚，标准答案只有一个，但那不是考官想要的，“他们要的是看待问题的思辨能力”。

这次面试，考官给了孙昊近乎满分的评价。招生组负责人刘新春相信，他是能够静心专注科研的“好苗子”。

随着高考成绩的公布，孙昊得到了一个更大的惊喜。他以总分718分的成绩成为了2016年山东省理科状元。山东省是全国高考大省，竞争异常激烈，孙昊并非出自省级名校，这样的结果有些超出他的预期。

接下来的几天里，不少名校都照例前去争取状元们的青睐。孙昊丝毫没有犹豫，尽管国科大名气不是最大，物理系又是冷门专业，却是自己最心仪的。

于他而言，这并不是个多么特立独行的决定，但舆论显然不这么认为。媒体纷纷报道他的故事，因为少有状元选择投身高冷的科学。

“在任何时候，科学家都是小众群体，而不是大众选择，这本身就是正常现象。”他说，“也许看上去我很‘激进’，其实，我只是选择了真心喜欢并且适合自己的方向。”

对孙昊来说，高考并不是用来提升阶层的路径，而是用来实现学生时代理想的一个台阶。很早之前，他就在为今天的选择设计、规划，并不会因为一个状元头衔偏离方向。

小时候的孙昊看科普纪录片，也接触文史哲各类图书，进入初中，从《时间简史》、改写版《相对论》，再到严肃的《原子物理学》，物理学的世界一点点让他着了迷。

他说，那时候并没有老师专业指导，只能靠自己捉摸。于是，他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搜集资料，寻找答案，并且乐此不疲。其实，这个过程就类似于学术研究的过程。

高一高二时，为了准备物理和数学竞赛，他主动向学校申请，在确保前三名成绩的基础上，能拥有自主学习的时间。他因此得到了一间小小的教室，可以用来独立、安静地思考。在此期间，他还和参加竞赛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学习研究小组。

孙昊给自己定下的每一个小目标，都会经过认真规划。日积月累，实现大目标只是水到渠成。

在这个过程中，身为老师的母亲给了他很多学习方法上的建议和培养，更重要的是，父母最大限度地给了他学习、思考的自由。

在国科大近一年的学习生活，节奏和强度显然较过去都大大提升了，但孙昊依旧稳稳地循着自己规划的路径。学习之余，他加入了校学生会学习部，联络校内校外，积极参与策划、组织与学术相关的活动、竞赛，提升必要的社交、组织能力等综合素质同样是他对自己既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