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温才妃
年末，各高校又迎来紧张而繁忙的职称评审。日前，《中国科学报》重点关注了教师职称评审下放高校的相关话题，其中“高校评职称须海外访学经历”这一要求在科学网上引来了网友热议。
在相关报道的评论中，有网友表示：“学校以评职称为要挟，来逼迫大家访学。这等于是无海外访学一票否决啊！除了人为设置障碍，浪费教师宝贵的精力、时间，浪费国家大量资金外，毫无益处。”更有网友反映，“单位（职称评定）直接取消了学术方面的要求，还美其名曰‘创新’。”
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高校教师，他们中多数人表示，评职称要求海外访学经历的规定应当取消。那么，现在是否到了取消这一规定的时候了呢？
“妻离子散”的一年
这些年，国内某大学副教授张彬成果丰硕。然而，一条学校的规定“评职称须海外访学一年”的要求，却使他陷入了两难。一方面，评职称卡在访学经历上，另一方面，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离不开他。
“大家私底下把海外访学一年的要求，形容为‘妻离子散’。”张彬说。拖家带口海外访学在张彬身上并不现实，学校提供的经费原本就“紧巴巴”，还要自己“贴点儿”，况且孩子尚幼，妻子是中学教师，不大可能和他来一场“说辞就辞的旅行”。
对于学校评职称要求的海外访学经历，上海某“985工程”高校副教授王艳也表示不认同。她的理由很实在，在国内不仅有课题要做，偶尔带一带培训，收入可观。然而，一旦出国访学，学校只提供基本工资，“收入上大打折扣”。
事实上，高校评职称只看重教师是否有海外访学经历，并不在乎教师个人能力是否提高，也不对访学成果做要求。于是，访学者就出现了两类：一类是拖家带口去国外旅行，一类是矢志科研认为出国一年意犹未尽。
前者在一些高校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教师们拖家带口扎堆往美国、澳大利亚等教育水平高且生活水平相对能接受的国家，而愿意去欧洲高消费国家的教师则占少数。
张彬在中科院的同学则属于后者。出国两年半，回国后成果丰硕，他私下和张彬交流：“至少出国两年，才会有实质性的合作或成果。”而这名“学霸”之所以能待两年半之久，前提是未婚。
然而，政策上的“一刀切”却使得无论文理工科的教师都陷入了海外访学的各种窘境。
何以成为“硬杠杠”
让人费解的是，在教育国际化的今天，教师出国访学已是一件平常事。为什么高校要在职称评审中强调海外访学经历，并在事实上将它作为评职称的“硬杠杠”呢？
“很多地方院校为了学科点的发展，‘逼’着老师们出国。”张彬曾经参与过学科评估材料申报、学科点申报工作，表格里明确要求填写是否有出国经历。如果比例不够，申报就不会成功。
对于张彬所反映的情况，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大学国际化评价研究中心主任闫月勤表示“的确存在”。
实际上，在她所做的国际化评估中也有同样的观测点——要求教师有一年的海外留学经历，尽管高校不会因为他们所作的评估派教师出国，但“学科点是学校、教师的立身之本，为了保留学位点、完成学科评估，管理部门不会轻易放弃用职称评审驱动教师出国的逻辑，这也是当下高校的无奈之举”。
这一“缺乏高度”的做法，甚至被不少人质疑为，是为了解决一个“过时”的问题。
的确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我国高校招聘的大学教师没有海外留学、交流背景。如今，他们大多40岁左右，俗称“土博”教师，外语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尚可，但与国际人士交流能力欠缺，工作至今尚无海外访学经历。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樊秀娣指出，如今这一问题基本已不存在。随着教师队伍门槛的提高，越来越多高校倾向于招聘“海归”，教师有海外留学背景成为入职的一大条件。科技也在改变传统的学术研究方式，发达的通讯技术使得接收国外最新研究信息以分秒计算，没出国的教师也不是闭目塞听的群体。
“为了评职称去访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办法。随着1977级、1978级老教师退休，教师队伍中‘海归’逐渐占主体，这项政策的生命力最多再持续四五年，就没有必要了。未来高校逐渐向世界一流大学靠拢，不光是招聘‘海归’进入教学单位，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教授，也不再是为了评职称出国一年，而是纯粹为了科研、教学的需要。”闫月勤说。
以成果论职称当呼吁
“仔细琢磨，针对40岁及以上年龄层教师制定这样的要求并无道理，因为评职称对于他们而言，只需要学术水平在本专业领域达到相应的高度，如果该专业并不需要太多海外交流，凭什么用海外经历卡死他的上升通道呢？”樊秀娣质疑。
在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看来，起码本土化很强的学科，如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文等教师并不一定非要有这样的要求。
“职称代表了教师的学术水平，与教师是否有海外经历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采访中，多位受访者表达了这一观点。而海外访学后，大部分人并没有成果产出，高校的投入与产出明显不成正比。
“评职称关键还是看学术上的能力和水平。回到这一点，教师们自然而然会去加强国际交流，因为通过国际交流的途径才可能走在学科的最前沿。”樊秀娣的这一观点，也代表了很多教师的心声。
那么，呼吁在职称评审中取消海外经历，就不能只是一撤了之了。
尤小立认为，在职称评审中，所有的经历都要有所淡化，包括拿了多少国家课题、获得了什么级别奖项、有什么样的海外经历。他赞成复旦大学执行的代表作制度，“最有说服力的就是5篇代表作，交给同行评议，以成果的学术价值定职称”。
他指出，如今高校存在拿课题靠走关系等不公平现象，引发了一些争议，导致优秀学者退出大学、科研机构，这无疑是人才流失。一些学者成为了“科研老板”，让博士生、硕士生替自己干活，把科研当作“经营”，导致自身科研水平无法保证。
“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简化职称评审标准。简化之后，不仅更容易操作，而且搞猫腻的机会也少一些。同行评议因执行的是匿名评审，把评议结果向被评审者公开，至少是小范围内公开，彼此之间也无怨言。”尤小立说。
粗放型管理须改变
如前文所言，有专家建议海外访学要看成果，教师们又反映成果没有两三年出不来，而现在评职称要求海外访学的经历是一年，一年对于教师们而言已是“离家已久”。那么，产生这一系列连环的矛盾说明了什么？又该如何解决？
“说明了现在的政策没有理解大学的教育理念，高校改革并不关心内容，做了一件事就认定为是改革，不管其结果怎样，让底下人自己‘消化’。”尤小立说。
在这样心态下，“我们看到了国际化的重要，也采取了应对措施，但管理部门的措施太过粗放。”闫月勤指出，教师出国一年，刚刚融入团队，开始共同的研究，尚未深入，在政策的要求下就必须回来，而回来之后高校后续政策没跟上，易使得教师研究就此中断。
她进一步指出，如今高校的后期政策都是“一刀切”，正常的途径应是教师出国之前就有规划，带着目标、任务去访学，回国后高校有相应的评价机制，考察教师在外的计划是否完成。而一些教师在国外访学正做得方兴未艾之时，无论是国家，还是学校层面都要有后续政策，经过评估发现支持点，让他们继续留在国外深造或用其他方式帮助他们的研究“发育结果”，从而让学校获得最大效益。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防止部分抱着旅游心态的教师把计划定得过低。闫月勤建议，高校须制定科学的机制，总结每年的经验，把管理做得更科学细化。“学院、教研室了解这名即将海外访学的教师的研究水平，教授委员会可以据此提出一个适当的工作量。对不同学术资历的人提出不同要求，能挑战更高的学术目标更好，挑战不了也要完成基本要求。”
除此之外，闫月勤还呼吁，海外访学在形式上要实现多样化。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让教师出国做真实的科研；通过孔子学院，让教师轮流去教学。用实实在在的科研与教学机会促进国际交流，教师在国外继续从事科研或教学，收入上可以保障，对生活上的冲击也更小。
樊秀娣补充，随着国力强大、科研水平提升，未来的国际合作经历当是平等的对话与沟通，不光是我们走出去，还要把国外的“大牛”请进来，用他们国际化的视野辐射实验室乃至学科、学校。如此，才能真正地把国际交流带来的效益扩大。
《中国科学报》 (2017-11-28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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