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跃
郝跃
1958年3月生于重庆市，1982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1991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数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国际IEEE学会高级会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主任，国家中长期规划纲要“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产品”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九三学社陕西省十三届主任委员。
2010年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2013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如果没有1977年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再推迟几年，或许我就扎根西双版纳了……
每当记忆长河中高考经历的波澜荡起，多年前头顶那方彩云之南缀满星的夜空便浮现在脑海，明亮，深远……
每个人的生涯始终都与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恢复高考，是国家当年从失常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发展的关键一步。高考不仅给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与实际意义上的未来，而且改变了社会价值观，促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巨变。
当年，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求程度无以复加，要将逝去的时间夺回来，学好知识技能，为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祖国添砖加瓦，成为迈入象牙塔的青年人心中最强烈的精神信念！
“5分+绵羊”少年
与一捆没人要的数理化书
我祖籍安徽淮北阜阳，一个不富裕的地方；我出生在重庆，在重庆长大。
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受到家庭的影响很大。我父亲是一名军人，从老家出来当兵打天下，他没多少文化，但人生经历却告诉他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对我要求很严格；我妈妈上过学，是学地质的，后来又在地质学校工作，对我和两个妹妹的教育十分重视。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是始终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文革”期间，父母都受到冲击，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母亲也常常被批斗，关牛棚。整整十年，没有人照顾我们，没有人与我们交流，也没有人教育我们，只有我和两个妹妹在家。所幸的是，家里有整整一屋子的书。
这就是我的少年时代，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多少个夜晚，都是这些书陪伴着我们度过的。
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环境、特殊的成长经历，塑造了我从小的性格，就是“5分+绵羊”类型——学习很好、从不造反，看书写日记，把精力都放在读书上。喜欢读书，喜欢学术，这种思想从小就扎根在我头脑里了。父母虽然受到过冲击，但对我们的党忠贞不渝，这种世界观对我影响很深。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因年龄小而无法进入工厂，不过我自初中起就痴迷无线电，于是在学校义务当起了电工，修理发电机、电动机、汽车电子器件……
本想等年龄够了就去务工，然而，历史再一次调转了我人生的船头——那一年，我也成为浩浩荡荡的知识青年一员，下乡走入了云南昆明半山区的农村。
过了一年左右，我便当上了知青生产队的队长。原因很简单，因为同去的80多人大都初中毕业，高中生很少。大队支书说：你文化水平高，那你就当队长吧。这个队长当得稀里糊涂的，不是我自己主动争取的。
农村异常艰苦的生活与高强度的劳动，对一个人意志的磨练是严酷的。在繁重的劳动锻炼中，我经受着不曾有过的洗礼，这也使我的“绵羊”性格慢慢地发生了改变。
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我下乡那个大队，当时有一个图书阅览室，队里准备把它改造成仓库。至于那些藏书，反正没用了，谁想要谁就去拿。那天白天的时候我有别的事，没去拿书，等到晚上去的时候，发现所有书柜都被翻过了，尤其是像《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解放军文艺》等小说、杂志，被拿得精光，唯独剩下的就是台子上的数理化书籍，一本都没动。
当时虽然身在农村，但我读书的心仍然没死，看着那堆别人不要的数理化书籍，我每样都拿了一本，用草绳随意一捆，拎回当知青时的家里，顺手丢进了床下的箱子。
未曾想到，这捆书日后竟会派上大用场。
在云南的农村，劳动之余，最惬意的莫过于仰望头顶的天高云淡，尤其一入夜，伸手就好像能摘到星辰！就这样，我在不安与期待中懵懵懂懂地度着日子……
1976年，我随着青年大军招工，被招到西双版纳的地质队，当起勘探工人。没过多久，又因电工基础扎实，被调到地质大队去当电工。
其间，我还参加过西双版纳景洪县“电工大比武”，就是踩着登高板登电线杆，看谁快。那时的我乐在其中。
争分夺秒，把丢失的时间夺回来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当1977年10月21日听到公布高考恢复的消息，“我要上学”的念头竟如此强烈！自己一夜之间好像变成了高玉宝。
距离12月10日开始考试，仅有40多天备考，必须与时间赛跑！
我突然记起了从插队农村带来的那捆数理化书籍。因为“文革”快10年了，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这时候很多人想复习高考，却找不到资料，我的这套不到10公分高的铅字书，竟成了当时高价也买不来的宝贝。
那时候，白天坚持工作，因刚出《毛选》五卷，所有地质队员们晚上冲凉后要拿着板凳去参加集体学习。当年地质队员住的是用两米高席子一间间隔开、房顶一排相通的茅草棚宿舍，为了不影响别人，我也不敢开灯，只有等别人都休息了，大约每晚9点半以后，才点起煤油灯，继续学习文化课到凌晨两三点钟。
恢复高考时，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至少有几千万人。考大学最直接、最迅速地点燃了许多人心中的火把，由此也注定高考是一条严酷的羊肠小径。
当时我们地质系统有300多人去考大学，考上的就两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这段经历告诉我，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一个人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有好的结果。
学在西电，做一颗祖国的螺丝钉
以自己的高考成绩，当时的我确实可以选择像清华这样的学校，但是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年轻人心中充满了对革命的向往，当时就觉得陕西延安是革命圣地，而西安离延安不远，再看看这个学校的介绍，还是所军校，而且专业又是我喜欢的半导体——
就是这些简单、质朴的原因和信念，让我选择了西电（原名：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到了西电以后，我很快就被这所历史厚重，对国家、对军队和对人民责任感非常强烈的大学所吸引。
1978年2月，刚下火车时迎面袭来的大西北的刺骨寒风，着实给了我这个从热带来的20岁南方青年一个“下马威”。但我心里是火热的，信念决定了一切——要把丢失的时间夺回来！
在西电争分夺秒的学习情形，成为了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那时经济改革刚开始，西电常停电，一停电，大家就不约而同点起蜡烛继续学。远望去，老大楼、西大楼、东大楼里烛火通明，汇聚成一道道载着知识报国梦的“星河”。周六晚上学校有时会在操场上放电影，一些同学，比如王中林同学（现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4年期间没有看过一场，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
那时，资源匮乏，基础设施条件很差，很多教材是刻蜡版油印的，听英语要用总也借不到的笨重的录音机。同学们的伙食，早上包谷糊糊就咸菜，中午萝卜白菜，晚上白菜萝卜，一顿粗粮一顿细粮。
但我觉得这一切都不是困难。我相信自己上山下乡和当工人的4年经历没有白费，我们那代人经历的种种，就像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要上刑场时，跟李奶奶讲的那句话——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西电77级学生都有着一个朴素的理想：毕业后，只要能发挥专业特长，无论戈壁大漠还是深山峻岭，只要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哪里需要就扎根在哪里。根本不会想太多，就是要做一颗祖国的螺丝钉！爱国奉献的情怀灌注在了那代人的灵魂里！
1987年，我到了西安交大读博士研究生，跟随数学家游兆永先生攻读计算数学。别人都是先学理后学工，我是反过来读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想读一些在工科方面不可能学到的东西，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使自己能够在逻辑方面更深入一些。在交大期间，导师经常给我讲，一定要把基础打好，科学与哲学是两个翅膀，缺一不可。至今想起来，这段时期的学习，确实培养了我从事科学研究必备的严谨思维。
从走进西电至今，一头扎进微电子材料和器件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整整40年，破解了一道道难题，但仍然在攀登的路上……
我这一路走来，总体比较顺利，但中间的沟坎也比较多，但是都跨过去了！
首先，没有信念的坚持是很难跨过这些坎的。工作以后，我曾经有机会去某厅任厅长，都下文了，可我选择了放弃，我离不了微电子，做学问是我的初心；也有别的高校请我去当校长，我也放弃了，西电是成就我的地方，我科研的根在这里，我舍不掉。经得住诱惑，始终坚持自己看准的目标和方向，这是成功所必需的。很多人偏离了自己的发展航道，往往就是因为不能正确对待眼前的各种诱惑，急功近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其次，如果想迈向更高的目标，就一定要虚心。在科学的道路上，三人行必有我师，要善于向身边的人，甚至是自己的对手学习，这是成功的关键。只有虚心，学会当学生，愿意俯下身子去真诚地倾听，才会得到更多的共鸣、认可与支持。如果没有前辈先生们的全力支持，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一句话，一个人的品行决定了他发展的高度。
第三，如果想攀登科学的巅峰，就不能关着门自己搞，必须和国际接轨，具备敏锐、独到的眼光。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科学的发展虽然各有差异，但是最高的顶峰往往是在同一个地方。做科研必须走出书斋、走出实验室，和国际最前沿的科学家交朋友，把成果拿到世界上去比一比，经常到人家那里去看一看，紧随其后，最终超越。
“微电子不微。”这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微电子技术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作为科研工作者，必须当好“祖国螺丝钉”，承担起自己的使命！
恢复高考至今40年过去了，目前在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通过大力实施国际化办学路径实现高水平办学目标已在当今国内外高等教育界达成共识。而培养人才的国际化视野与培养人才的家国情怀对一流大学而言一样至关重要。希望今天的各个大学在坚持传承和弘扬已融入学校血脉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尤其要重视增强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具备国际化视野是手段不是目的，要通过具备国际化的眼光与视角，把握世界发展规律与趋势，有效整合先进理念与先进生产要素于个人具体的工作实践，服务于个人自身与国家事业的发展，并最终提高自身与国家的全球竞争力。
我的亲身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通讯员吴华、本报记者张行勇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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