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赞勋
■郑金武
人物简介
尹赞勋（1902-1984）
河北平乡人，著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和地球科学的组织者、领导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毕生从事地球科学研究。1923年留学法国，在里昂大学地质系学习8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等职。
1931年归国后，即开展中国早期地质调查与研究，所从事的大量地层古生物工作，尤其对志留纪地层和化石的研究为我国地层学发展树立了典范，成为我国古生物学、古生态学、地层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除了继续致力于古生物地层研究，还率先把板块构造学说介绍到中国地质界，冲击了多年来传统地质学“固定论”的思想，对我国地学界的科研、教学和生产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参与了新中国地质科研机构的组建工作，主持制定我国地质科学机构的布局和发展计划，并致力于我国地质科学教育事业。
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4年1月于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1902年2月23日，出生于河北平乡县城郊大时村。
●1912年，就读于平乡县立高等小学，后考入保定育德中学。
●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23年9月，去德国留学。
●1925年夏，考入里昂大学。
●1931年5月，学成回国，在北平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师，并在中法大学生物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兼课。
●1940年5月，任中国地质学会第17届理事会会长。
●1949年，发表《中国南方志留纪地层划分与对比》等系列重要论文著作。
●1958年，在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上报告《中国地层工作的成就和地层学的发展》。
●1960年，主持制定《中国地学发展的三年提纲和八年设想》。
●1966年，发表论文《地球历史最大阶段的划分和命名》。
●197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1月27日，于北京病逝。
“看看，你们的工作很不仔细，把图的方向搞错了。穆恩之、盛金章的工作就很仔细，应该向他们学习。”尹赞勋指着手中报告里的一张图，很严肃地对身边的年轻人说。
年轻人叫范嘉松。半个多世纪后，当88岁高龄的范嘉松回忆起这件事时，脸上仍不由得一阵阵发热：“尹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地学家。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让我一生受益。”
作为我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的奠基人，尹赞勋总结了中国的志留系，发表了《中国南方志留纪地层划分与对比》，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赢得了“尹志留”的美称。
“尹先生对笔石、三叶虫等各个门类都深有研究。”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是尹赞勋留给范嘉松的深刻印象，而其身上散发的精神魅力，影响了范嘉松，影响了女儿尹文英，也影响了穆恩之、盛金章等一大批地学后起之秀。
拓荒地学
尹赞勋1902年2月出生于河北平乡。少年时代颇为颠簸，自幼跟随父母辗转于河北、山西等地。1912年，尹赞勋随母亲回平乡，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后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19年，这位聪慧、好学的少年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
在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思潮影响下，有着一腔热血的尹赞勋也萌发了“科学救国”的志向。当时，到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欧美求学，寻求“科学救国”的良方，成为那个时代有志青年的不二选择。
1923年9月，尹赞勋到德国学习经济学。两年后入读法国里昂大学。留法期间，他充分利用假期时间，开展野外地质旅行，并攻读地质和古生物学。1931年3月，尹赞勋在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学成回国后，尹赞勋被聘到北平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师，同时在中法大学生物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兼课。
工作、授课之余，尹赞勋没有放弃古生物学研究工作。在尹文英的印象中，父亲经常告别家人赴外地考察。有一次，尹赞勋远赴云南进行地质考察，历时16个月之久。
正是大量的野外实地考察，为尹赞勋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使其在古生物和地层学方面取得了丰硕成就。
在古生物研究方面，尹赞勋发表过多篇论著，其内容涉及三叶虫、笔石、头足类、腹足类、双壳类、珊瑚、腕足类和锥石、古哺乳动物、古鱼类和古植物等门类的化石。他出版的三部《中国古生物志·乙种》，奠定了我国古生物的研究基础。
“知识面非常广。”范嘉松说，“许多人只能专注于一个化石门类研究，但尹先生在古生物各个门类都做过工作，且研究都非常深入。”
尹赞勋对单笔石科的分类有独到见解，区分出弓笔石亚科，其建立的卷笔石是我国古生物学家建立的第一个新属；他对“二叶石”即三叶虫爬迹、鱼类化石的鉴定，是我国最早期的生物遗迹化石研究；他对化石珊瑚生长纹所反映的生物节律分析，与天文周期变化联系起来，探索了古生物学与天文学、地质学的结合，是非常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
在地层学方面，尹赞勋总结了中国的志留系地层形成、分布等情况，发表了《中国南方志留纪地层划分与对比》。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南方的志留系地层进行系统的划分和对比研究。
他还研究了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和侏罗系地层。他对中国地层的研究促进了地层学的规范化，推动了地层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1955年，尹赞勋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春风化雨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地学部，尹赞勋调入中科院工作，任地学部主任。同年，受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所）所长侯德封之邀，他进入地质所工作，任地层研究室主任。
正是从那时起，范嘉松的工作和尹赞勋产生了交集。范嘉松1953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进入地质部工作。因原有的地层表资料年代已久，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提出要重新编写《中国区域地层表》，这项工作最终确定由中科院地质所地层研究室负责。范嘉松于是调入地质所新成立的中国区域地层表编辑委员会，参与编写工作。
因报告里的图片弄错方向被尹赞勋批评，范嘉松从此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再不敢有丝毫马虎。
虽然对人严格，但尹赞勋在学术上却从不吝啬对年轻人的提携。
1958年，范嘉松跟随尹赞勋在祁连山地区做地质调查，采集了许多三叠纪双壳类化石。刚入古生物行业不久的范嘉松，对古生物化石的鉴定处于基础阶段。
“搞古生物研究，一定要掌握化石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尹赞勋总是很耐心地解答范嘉松的各种问题，鼓励他解决遇到的困难。“古生物化石研究，要注意多对比。不同门类的化石之间，相同门类中不同种类的化石之间，相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你要马上拿笔记下来。”
在尹赞勋的细心指导下，范嘉松学会了怎样鉴定古生物化石。“尹先生教给我的学习方法、鉴定方法，使我一生都受益匪浅。”
1961年，范嘉松跟随尹赞勋前往广东开平、恩平等地区进行野外考察，寻找侏罗系海相地层，以查明这些地区在早侏罗纪是否发生了海侵事件。
范嘉松采集了双壳类等许多化石。但在研究中，由于相关文献资料非常少，范嘉松不知道侏罗系地层有哪些标志性化石，也不知侏罗系地层研究有哪些相关文献，便向尹赞勋请教。
没过几天，尹赞勋就给范嘉松找来一本英国人编写的《世界侏罗纪》，在书后所附的上百篇文献中，亲自用笔画出了几十篇最主要的文献，让范嘉松查阅这些文献资料。
“看了文献，有好的、重要的内容，也要随时记下来，这样研究工作可以省时省力。记下来的东西，要时刻进行汇总，就会成为自己的观点。”尹赞勋说，“这是我自己多年来总结出的经验。”
桃李天下
作为一位研究领域广泛的地学家，尹赞勋是我国地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设计者和管理专家之一，而其在地质教育上的贡献，更促进了我国地学人才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后，尹赞勋的才智和学术领导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他全力以赴为新中国地学事业不懈工作。上世纪50年代，尹赞勋在地质研究领域先后担任了多个职务，并领导大量实际工作。
他长期担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的领导工作，是中国古生物学会担任理事长时间最长的一位科学家，对我国古生物学发展和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尹赞勋负责地学教育工作，对地质专业教学、地质院系调整运筹帷幄，悉心擘画。
“他是一位热心地质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教育家。”范嘉松说。
1960年，尹赞勋主持制定了《中国地学发展的三年提纲和八年设想》，这是我国地学发展的重要规划性文件，对我国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尹赞勋还担任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地质事业人才。“在北京地质学院任职期间，他竭尽全力推进各项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学生，满足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地质人才的需求。”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鸿祯在世时曾在纪念文章中这样评价。
在他的指导下，穆恩之、盛金章等一批青年人才后来成为地学研究中的翘楚，在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穆恩之、盛金章后来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尹赞勋的言传身教，对尹文英的影响也很大。她还记得上初中时，每逢星期天和休假，只要有时间，父亲就带着她到西郊一带的山区去实地观察，教她认识各种矿物、动物和植物。
“正因为这样，我从小就养成了观察大自然的浓厚兴趣，这对日后从事生物学研究大有裨益。”尹文英说。后来，尹文英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
20世纪80年代，尹赞勋仍带病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积极建议加强地球科学基础研究，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岩石圈计划”。在住院期间，他仍惦念着地球科学的改革，向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等提出多项改进教学、加速人才培养的措施意见。
而今，他的愿望都已成为了现实。
尹赞勋在工作中。
尹赞勋（右）和章鸿钊两位地学泰斗在讨论问题。
尹赞勋手稿
尹赞勋（前排右一）与家人合影。
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奠基人合影，中排右二为尹赞勋。
黄汲清(左)、尹赞勋(中)、李春昱合影。
记者手记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称颂颜回治学的这番话，用在尹赞勋等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下，一大批地质先驱克服重重困难，依旧怀着无限的激情，根植中华大地，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开展科学研究。
上世纪30年代，甘肃、广西、广东等地的交通条件远没有如今发达，野外调查基本上靠毛驴代步或者两条腿行走；野外工作的保障措施更是无从谈起，饥饿、危险时刻威胁着地学工作者。
战争带来沉重的苦难，迫使人们流离失所。抗日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尹赞勋先后从南京到安庆、南昌、安源、泰和、桂林、贵阳，最后到重庆的北碚小镇。
尹文英仍清楚记得，自己跟随父母和妹妹弟弟所经历的那段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为了补贴家用，尹文英曾在课业之余，到街上摆地摊卖衣服挣钱补贴家用。
在日军对南京的大轰炸中，尹赞勋的文献资料被烧成灰烬，尹文英看到父亲气得几天不吃饭，日夜流泪。
但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尹赞勋仍在古生物学和地层学方面取得了许多影响后世的重要成就。
是科学救国和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支撑大批科学先驱在苦难和艰险中坚持科学研究，上下求索，自强不息！祖国的灾难深重，侵略者的铁骑践踏，让这批爱国志士难抑心头之痛，惟以投身许国，才无愧男儿之志！
“大哉我中华！东水西山，南石北土，真足夸。”这是由尹赞勋、杨钟健作词，黎锦晖谱曲的《中国地质学会会歌》的起句。今天重温这首歌，仍可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炽热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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