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治理博士“过剩”，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传出新动向：今后10年大学将减招37%的博士生；与此同时，台湾计划以公费推出全额奖学金，让大学招募到真正的精英攻读博士。
这一动真格的调控举措，很快引起大陆高教界的共鸣。实际上，大陆名校近年来虽历经几轮教改，但始终难以摆脱“一流本科生、二流研究生、三流博士生”的尴尬局面。谈及对策，部分高教界人士认为，两地的博士生教育的“生态”截然不同，所以我们的高校若像台湾那样仅仅在数量上做减法，并不切题，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博士生的质量。
大陆高校：“调结构”比减招更迫切
去年年底，台湾教育部门就披露了一组数据：台湾岛内目前博士生每年招生约6800人、毕业约3500人，而大学提供的教职不足800人，此外再加上约有300人留学后回到台湾加入竞争，“十年后流浪博士会比流浪教师还多。”台湾主管教育负责人甚至如此预言。
和台湾地区相比，大陆地区的博士生总量要惊人得多。“我们高校的博士产量已经好几年蝉联世界第一了，但从博士的就业去向来说，大陆和港台等地区存在着质的差别。”按照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诸大建的看法，港台地区和北美高校的博士生教育，其“出口”主要定位于学术市场，因此预见到台湾岛内大学教职和从事研究的工作岗位有限，在招生“进口”作出调控势在必行。
“但大陆高校的博士生，很多人读博动机并非为了学术研究，毕业后也无所谓一定要进学术机构。”诸大建认为，在规模达到“世界第一”后，我们的高校应该认真对博士生招生进行“调结构”。“如果剔除官员博士、商人博士以及刷学历、‘洗出身’的博士，剩下来的一门心思做学问、潜心从事研究的博士数量真不多。”
在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刘宪权教授看来，一味强调大陆高校博士生教育泛滥，客观上遮掩了很多问题。“有些确实需要减招甚至停招，但也有一些行业高端人才奇缺。”刘宪权以他熟悉的司法领域举例，虽然近些年法学频频吃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就业红牌”，看上去行业人才已经饱和，但在一些地方法院，“法官队伍里具有博士学位的人一个都没有。”和一些发达国家大法官的“高学历”相比，显然司法队伍还没有到博士过剩的地步，反而需要高学历的人才充实其中，推动司法进步。
“游戏规则”不改难有根本改观
为了改善博士生教育质量，近年来，大陆多所名校都在陆续启动一些改革。今年起，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将全面启用“申请-审核”制度。而早在8年前，沪上复旦、上海交大两校就开始在部分学科的博士生招生中试点这个制度。到目前为止，大陆约有70所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跟进。“申请-审核”制度之所“吃得开”，就是因为多了院系筛选这一道门槛，让大学能够选拔出更适合做科研的人，而非应试能力强的人。
但在一些熟悉高教界内情的人士看来，这类改革纯属“雷声大、雨点小”，对整体提升大陆高校的博士生教学质量影响甚微。
沪上一所名校文科院系的院长指出，早在多年前，该学院就预计到人文学科的博士就业出路相对较窄，有教授建议学院减招，“因材施教，培养几个好苗子足矣”。当时，关于高校学术大师匮乏的批评声甚高。结果，这则建议很快就被认为是“想法太天真”，其中的内情是：一旦高校某个学科在博士生招生前对外“吹风”，严格考察、提高招生门槛，那么考生考虑到自己的录取成功率，往往就会报考同一级别的其他高校。
除了这一点，高校间校际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决定了博士生“调结构”困难重重。“教育部评估高校，博士点就是一个硬指标；学校为了排名、争夺科研资源等等，主观上就有做强做大的动机——这和学术研究无关，和高校的利益有关。”一位高校教授说，实际上，近年来博士生招生的“盘子”一直是相对稳定的，并没有扩招一说。但即便是对固定的博士生名额进行动态调整，比如设定竞争性指标，按照学科的产出分配名额等，也会被认为是触动院系的实际利益了。“博士生教育已经异化，不是以人才培养为中心，而是纠缠了太多个人和学校、院系的利益！”
不少高教界人士呼吁，博士生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实现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
治理博士“过剩”，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传出新动向：今后10年大学将减招37%的博士生；与此同时，台湾计划以公费推出全额奖学金，让大学招募到真正的精英攻读博士。
这一动真格的调控举措，很快引起大陆高教界的共鸣。实际上，大陆名校近年来虽历经几轮教改，但始终难以摆脱“一流本科生、二流研究生、三流博士生”的尴尬局面。谈及对策，部分高教界人士认为，两地的博士生教育的“生态”截然不同，所以我们的高校若像台湾那样仅仅在数量上做减法，并不切题，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博士生的质量。
大陆高校：“调结构”比减招更迫切
去年年底，台湾教育部门就披露了一组数据：台湾岛内目前博士生每年招生约6800人、毕业约3500人，而大学提供的教职不足800人，此外再加上约有300人留学后回到台湾加入竞争，“十年后流浪博士会比流浪教师还多。”台湾主管教育负责人甚至如此预言。
和台湾地区相比，大陆地区的博士生总量要惊人得多。“我们高校的博士产量已经好几年蝉联世界第一了，但从博士的就业去向来说，大陆和港台等地区存在着质的差别。”按照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诸大建的看法，港台地区和北美高校的博士生教育，其“出口”主要定位于学术市场，因此预见到台湾岛内大学教职和从事研究的工作岗位有限，在招生“进口”作出调控势在必行。
“但大陆高校的博士生，很多人读博动机并非为了学术研究，毕业后也无所谓一定要进学术机构。”诸大建认为，在规模达到“世界第一”后，我们的高校应该认真对博士生招生进行“调结构”。“如果剔除官员博士、商人博士以及刷学历、‘洗出身’的博士，剩下来的一门心思做学问、潜心从事研究的博士数量真不多。”
在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刘宪权教授看来，一味强调大陆高校博士生教育泛滥，客观上遮掩了很多问题。“有些确实需要减招甚至停招，但也有一些行业高端人才奇缺。”刘宪权以他熟悉的司法领域举例，虽然近些年法学频频吃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就业红牌”，看上去行业人才已经饱和，但在一些地方法院，“法官队伍里具有博士学位的人一个都没有。”和一些发达国家大法官的“高学历”相比，显然司法队伍还没有到博士过剩的地步，反而需要高学历的人才充实其中，推动司法进步。
“游戏规则”不改难有根本改观
为了改善博士生教育质量，近年来，大陆多所名校都在陆续启动一些改革。今年起，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将全面启用“申请-审核”制度。而早在8年前，沪上复旦、上海交大两校就开始在部分学科的博士生招生中试点这个制度。到目前为止，大陆约有70所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跟进。“申请-审核”制度之所“吃得开”，就是因为多了院系筛选这一道门槛，让大学能够选拔出更适合做科研的人，而非应试能力强的人。
但在一些熟悉高教界内情的人士看来，这类改革纯属“雷声大、雨点小”，对整体提升大陆高校的博士生教学质量影响甚微。
沪上一所名校文科院系的院长指出，早在多年前，该学院就预计到人文学科的博士就业出路相对较窄，有教授建议学院减招，“因材施教，培养几个好苗子足矣”。当时，关于高校学术大师匮乏的批评声甚高。结果，这则建议很快就被认为是“想法太天真”，其中的内情是：一旦高校某个学科在博士生招生前对外“吹风”，严格考察、提高招生门槛，那么考生考虑到自己的录取成功率，往往就会报考同一级别的其他高校。
除了这一点，高校间校际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决定了博士生“调结构”困难重重。“教育部评估高校，博士点就是一个硬指标；学校为了排名、争夺科研资源等等，主观上就有做强做大的动机——这和学术研究无关，和高校的利益有关。”一位高校教授说，实际上，近年来博士生招生的“盘子”一直是相对稳定的，并没有扩招一说。但即便是对固定的博士生名额进行动态调整，比如设定竞争性指标，按照学科的产出分配名额等，也会被认为是触动院系的实际利益了。“博士生教育已经异化，不是以人才培养为中心，而是纠缠了太多个人和学校、院系的利益！”
不少高教界人士呼吁，博士生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实现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
中国-博士人才网发布
声明提示：凡本网注明“来源：XXX”的文/图等稿件，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及方便产业探讨之目的，并不意味着本站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文章内容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