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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储涛:科研净土不“净”,评价体系是症结

时间:2015-04-01来源:千人智库 作者:储涛
储涛,国家“人才”特聘专家、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回国前曾任职日本国家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总括主管和日本NEC中央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科研及科研管理工作。

  2005年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直击要害,十年来不断引发人们的思考。“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建立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模式,第二、如何建设能让创新型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机制。回到现实,为什么我国的科研自主创新不足,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为什么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受到制约?这些构成了我国实施科技强国战略的瓶颈问题,其中折射出来的则是背后整体科研机制和环境欠佳的问题。而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科研机制和环境,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科研管理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科研机构改革的呼声日渐鼎沸,这反映的不仅是公众对科研机制体制改革的诉求,更反映了在科技强国的战略下,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与现行机制体制痼疾之间的巨大鸿沟。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院士大会的讲话:“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直接指出了实施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1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审议确定了首批创新研究院和卓越创新中心建设试点方案,正式启动研究所分类改革试点。中国科学院院作为科研“国家队”,率先迈出了科技改革的步伐。国家科研体制改革的焦点也从“为什么改”,转向更实际更重要的“如何改”。这里,借助科研体系改革全面展开的契机,我们期望能与大家剖析一些科研管理中的现象和问题,探讨深化改革的方向。

  由科研评价体系滋生的问题

  科研机制体制改革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众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许多问题,究其根源均源自现行不科学的科研评价体系。科研评价体系犹如科研工作的指挥棒,对科研各个环节都起到了导向作用,对科研秩序、规则的形成以及执行意义重大,而我国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它们起到的误导作用不容忽视。

  聚焦现有科研评价体系,其最显著的特征有:第一:评价急功近利,简单地以发表论文数量、获得经费额度或创造经济产值做典型的功利性评价。第二,评价忽视科研多样性、一刀切,现行评价体系对科研领域、阶段的分类笼统,与科研活动的多样性不相匹配,公正性和合理性不足。这样的科研评价体系和以下问题的产生紧密相关。

  (1)应用基础研究缺失割断了科研创新的链条

  科学技术研究一般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几个阶段。基础研究主要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好奇心,成果一般体现为学术论文。应用研究通常为技术产品开发,企业居主导地位。在基础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环节为应用基础研究,也被称为“科研死谷”。这一阶段研究投资大,产出成果的直接影响力低,产出成果比例也较低。对于这一段高投入、高风险、低轰动效应的应用基础研究,愿意从事的人不多。但是,应用基础研究是连接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桥梁,其中科研人员好比沙漠中的商队,要带着基础研究的成果穿过科研死谷,供给应用研究的市场,同时又把应用研究市场的需求带回,给基础研究以方向。应用基础研究是整个科研创新链条中的关键环节,一旦缺失而使科研创新的纽带被截断,基础研究将失去方向和未来、进而失去社会和经费支持,创新失去灵魂,成为无头苍蝇而碰壁。应用研究将失去来源和后劲,缺失自主产权和核心技术,创新失去源头、成为无源之水而断流。而这种状况也正是我国目前科研和产业脱节严重、创新无路可寻、急待突破的最大困境。其原由就是科研体系中应用基础研究的长期缺失。

  我国应用基础研究相对缺失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我国科研体系沿袭前苏联模式转化形成,科研主要在高校、科学院、各部委专业研究所三处实施。其中,高校科研从无到有发展迅速,主要集中于基础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科学院聚焦于前沿基础领域,曾占据学术研究主导地位,如今则与高校重叠较多。而之前隶属于各部委的专业研究所长期从事应用基础研究,自建国以来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主要科技支撑。近20年来,各部委研究所演变成国企,其主要任务逐渐脱离科研转向产品和市场,不能直接形成产值的应用基础研究部分则越来越薄弱。目前,这些原部委研究所凭借以前积累的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的雄厚家底,通过产业转化,取得了众多具有创新性自主知识产权的丰硕成果,企业在各自细分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不过,这些企业在产业兴旺发达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因自身应用基础研究削弱致使企业发展后劲不足的态势。

  但是,造成我国应用基础研究缺失更主要的原因却来自于现行评价体系。应用基础研究高投入、高风险、低轰动效应,鉴于目前国内企业和市场缺乏远见和实力的国情,只有主要依靠国家支持。而目前的科研评价导向在客观上不支持甚至抑制了应用基础研究的发展。

  首先,我国应用基础研究获得实际支持严重不足,我国通常将应用基础研究混同于基础研究中,但经费支持却往往投向基础研究或不能真正解决技术难关的伪应用基础研究。在国外,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有限,大学基础研究获支持比例和经费都很少,应用研究大多由企业赞助,政府支持更少。政府的大部分科研经费都投入到应用基础研究,DAPRA(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局)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相对美国更侧重于政府主导,国家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产综研,AIST)是相当于中国科学院的最大研究机构,其宗旨明确设定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规模和资金也远远大于从事前沿基础研究的理化学研究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在2008年众多大企业面临经济危机,不得已裁撤各自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的企业中央研究院时,为避免科研链条断裂,产业失去未来创新立国之本,日本政府投入约30亿美元,选定30个科研方向启动国家战略立国项目“FirstProgram”,全面承担起关键应用基础研究的责任。日本的举国战略行为,也直接反映出应用基础研究对于科技乃至于国家命脉的重要性。

  其次,现有科研评价体系分类粗放、科研评价限于考核发表论文或者创造产值,甚至直接考核经费额度,应用基础研究困难大、周期长、风险高、直接回报少,如果简单按照论文、经费或者产值而非工作的重要性科学评价,片面要求研究“顶天立地”或“有显示度”,从本质上都是不了解应用基础研究特点及其重要性、是急功近利思想的体现。这种简单粗放的评价体系将应用基础研究和相关科研人员置于非常不利的处境,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也从客观上降低了他们得到持续支持的可能性。而且不仅仅对科研人员,一些科研主管部门对科研评价也趋向于简单以论文、产值等实际产出为主,客观上导致应用基础研究得不到重视、或者迫使应用基础研究避开科研攻关、以论文和产值交差,变成伪应用基础研究。863计划等国家科研项目在提供产业核心技术、推进产业转化上的成果乏善可陈就是应用基础研究失败的典型表现。而在日本,产综研的应用基础研究从政府得到持续支持,成果评价注重其产业转化率和对企业核心技术的支持力度,科研人员评价结果一般也只在年收的5%上下。科研需要漫长而执着的探索,许多研究都是十年磨一剑,科研人员也要坐得十年冷板凳,但在现存功利为先、评价决定研究项目存亡的体系下,科研人员只能选择“短平快”的研究,吃力不讨好的应用基础研究被搁浅,科研创新的链条被割断,企业创新没有核心技术支持只能沦为“山寨”,科研创新不了解应用方向只能陷于“跟风”,科研创新面临举步维艰的巨大困难。

  (2)过于注重回报的评价体系遏制了科研转化实施

  马克思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因此,科研最重要的目标是转化为产业为社会服务。中国科研经费投入巨大,但转化率却非常低,背后的原因也主要在于评价体系的“短视”,现有体系对科研转化过于看重短期回报,客观上反而起到了阻碍的反作用。

  技术产业转化原本以企业为主,但我国企业科研体系薄弱、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能力先天不足,国家科研机构理应承担更多的技术转化责任。技术转化困难大、投资风险高,在前期往往特别困难。但除去限制科研人员办公司、兼职等机制门槛之外,现有科研评价体系又增加了譬如要求预交专利或技术使用费、追求单位占股份额等经济门槛,把转化的风险与费用完全抛给科研人员自身承担,并且对技术转化成果评价不高,严重打击了科研人员推进技术转化的积极性,也额外加大了技术转化的难度,最终使国家投入大量经费的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科研人员转去争相发表论文,大量科研经费只换来了堆积如山的论文,致使我国科研被笑称为“造纸机”。反过来如果降低技术转化的政策门槛,合理掌握追求回报的时间和程度,给技术转化人员更多支持,技术转化的积极性和效果都会显著提升,国家将直接受益于技术转化成功后增加的税收,科研本身也将受惠于企业技术转化成功后的科研再投入,理顺这个“先养殖”还是“先割肉”的问题,是关系到科研投入和技术转化是否能走上良性互补、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的核心问题。

  同为政府积极主导的日本,在推进技术转化方面给了很好的启示。日本产综研主要研究企业做不了但却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产业技术。研究所为了刺激技术转化,首先,将技术转化率定为科研人员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鼓励向企业技术转让,或科研人员自己成立企业去创业孵化。其次,对于技术转化不追求直接短期的经济利益回报。研究所鼓励科研人员依托研究所的技术、甚至利用研究所的设备与场地,技术转化或者自由创业,而对技术、场地、设备的使用费用和付费时间的要求都十分宽松。作为国家研究机关的产综研的考虑是:技术得以转化就达到了为社会服务的效果,转化成功形成的税收就是对国家的贡献,符合研究所国家科研服务于社会的根本目标。这与目前我国的评价体系差异差别相当大,科研管理部门和单位担心被指责国有资产流失,过于注重追求短期和个体利益回报,将转化的风险与压力完全施加给科研人员和企业,造成他们没有兴趣和积极性去做转化,最终国家的科研投入无法转化形成产业,数额庞大的科研经费的投入得不到技术转化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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