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科技事业极其重视，在提高科技知识分子的待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是恢复了职称评聘和学位制度，后来又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为代表，不断推出了一系列人才培养计划。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条件下，这些计划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部分工作有成绩的年轻学者受到了社会的尊重。
但是，凡事都有个度，过分地、不合时宜地实施此类计划，会带来负面影响。本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投入不足、人才缺失等问题已逐渐消退，只要好好地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人才就会成长起来，其中必然会涌现出一些大科学家。然而，我们没有及时地调整政策，相反，在各种人才计划上大做文章，原有的不断强化，新的不断产生，国家的“人才”就是近期的一个例子，以后说不定还会衍生出“万人计划”、“十万人计划”来。各省市也制定了名目繁多的人才计划，每年用于人才计划申报的人力、物力、经费、时间不计其数，但其作用却变得越来越消极，甚至蜕化成负面的。
我国古代就有关于“拔苗助长”的成语，告诫我们人才培养不可不按规律。唐代柳宗元写过一篇“种树郭棠驼传”，说只要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树木自然会长好的；他批评有些种树的人，他们想要让树快长，但种下去的时候让树根蜷曲着，又换了不合适的土，还常要刮破树皮探死活，摇动树干来探探根是否还扎实，这样树还能生长吗？柳宗元的本意是要针对官员的管理不当而发出告诫，但树木如同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以他的告诫对于人才培养也是适用的。“拔苗助长”式的人才计划究竟带来了什么负面影响？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种。
其一，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受到了挫伤。各种人才计划的共同特点是给人贴标签。这人是“长江学者”、那人是“杰青”；这人是“百人”、那人是“新世纪”；这人是“千人”、那人是“小千人”。一旦贴上了标签，立即鹤立鸡群，资源、机会就向他们倾斜。在科技队伍中，实际能被贴上标签的只是很少数的人，别看标签的种类很多，都贴到了少数几个人头上，重叠程度很高，一个人可能同时贴上了许多标签。而对于没有被贴上标签的大多数，他们之中不乏有潜力的人，应有的尊重和支持却消失了。现在，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条件都不差，但多数人感受到的不是对创新的鼓励和对认真做事的人的道义上的支持，相反，领导们不厌其烦地对各种标签如数家珍，好像没有标签的人根本不应该存在一样。长期在被冷落的环境下工作，人们的自信心和工作效率都下降了，许多人选择了放弃，混日子，弄点经费挣点钱养家糊口，成了他们的日常心态。美国科学社会学专家默顿曾经说过，一个大科学家的贡献要顶得上两千个小科学家的工作，但我们千万不能以为只要一个大科学家就行了。他的话还暗示，要有两千人的全身心投入才能产生一位大科学家。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做出大的创新成果不是容易的事，要有大量的努力工作，才能换来一项。现在，被标签这么一贴，我们科技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不在状态上，无法全力以赴地工作，因此，产生大科学家和大成果的可能性已经大大缩水了。两千人努力工作才有一人脱颖而出，如果只有两百人工作，那么将只有0.1的概率！认为既然只要有一人脱颖而出就行，那就无妨将那两千人置于一旁，不予理睬，这种态度是一个天大的误区。
其二，被纳入人才计划的不少人正在丧失工作和创新能力。获得人才计划资助，本来应该是一种鞭策，促使入选者们更好地工作。然而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环境中，这部分人中的一大部分迅速地发生了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退化。“有潜力发展为社会精英”和“功成名就的社会精英”本来是两个概念，但我们却经常把人才计划入选者看成了精英，让他们承担本来不该让他们承担的事，如担任大学副校长、研究所所长之类，用给资源、给权力的办法让他们疲于奔命。剑桥大学的一位学者一针见血地评论道：“我们如果发现一个人才，就要全力督战，使其在自己的领域做出大贡献，但你们（中国研究机构）如出现了一个人才，就让他当所长，弄钱来养活研究所”。这样一来，优秀人才丧失了研究的时间，再也无法在最重要的科学问题上集中精力。还有一些人则走上了自我膨胀的路，他们想，还没有花费什么气力，就不知不觉成了科技和社会精英，原来成为大科学家是易如反掌。他们把标签当了真，从此对事业不再上心，而是要摆起架子来享受荣华富贵了；他们逐渐脱离科研第一线，学会了呼风唤雨搞关系，依靠国家的科技投入和普通科技人员的“进贡”过起了与他们的身份本来是很不相称的生活。就这样，科技队伍的实际规模再一次缩水，一部分“精英”也离开了辛勤工作的状态，也就是说，培养出大科学家、产出大成果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了。
其三，贴标签能带来荣华富贵，因而引来了一批投机者，使科技环境雪上加霜。拿到标签有如此大的好处，不仅科技人员中有些人经不起诱惑，而且一些原来对科技工作并无兴趣、无意为之奋斗、也没有什么潜力的人也卷了进来。他们是如何获取各种标签的呢？靠真实的科技工作对这些人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可以通过弄虚作假、强夺他人成果、搞关系等手段来搞。实际情况表明，这种办法的成功机率还不小，此信息反馈回去，引来了更多的投机分子。在国家“人才”申报这种就不乏此类人。在国家各种科技奖励的申报中，也活跃着他们的身影。目前还不知道通过这条渠道流失的科技资源和社会荣誉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不仅有，而且还在加剧，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即一些人对科技资源巧取豪夺，但作不出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而真正想做科研的许多人却失去了资源，被淘汰出局了。
在上述三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科技投入大量流失，科技人才难以发挥作用。这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广大科技人员们发出了停止折腾、给他们以休养生息的呼声。对此管理层应给予高度重视，继续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培养人才如同种树，方法不当，潜在的人才都被埋没了，还谈什么创新？科技投入是一种风险投入，不可能把宝押在少数几个人身上而获得成功。反过来说，如果给每一个科技人员以良好的工作环境，包括实验条件、生活保障和公平竞争的环境，那么我国的科技人员数以千万计，又何愁做不出好成果、培养不出大科学家？
目前，管理层最需要做的，是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究竟需要多少科技人员、应该给每个人提供多少资源，而不是实施各种人才计划。即使有必要给予一定的奖励，也要正面发挥奖励的鼓励作用，奖励应由业内人士自主决定，政府不应干预，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不应主导各种人才、奖励计划的评审。奖励只能是一次性的，不能以一个奖励作为获得其他奖励的根据。现在，一个人一旦得了杰青或长江特聘，就像戴了一顶帽子，在任何时候高校都会把这些帽子算作当年的业绩，这是很不正常的。管理层应该理解科技知识分子的特点，有学术追求的科技工作者不需要得到这些标签以作为炫耀和进一步获利的工具，他们只需要良好的工作环境。
（本文是2012年3月1日提交给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大会信息组的发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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