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工资应反映一个人的劳动价值，但实际操作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既要有表现劳动者技能及素质方面的因素，还要有市场需求方面的因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国内的高等教育比例很少时，大学毕业工程师的工资收入，就一定比普通工人高。但当大学教育逐渐普及，人人都不想做体力活，这时，有可能搬运工的收入，比坐办公室的工程师收入还要高。
相对而言，现在高校教师的工资已得到较大提高。记得1990年前后，应是国内知识分子工资最低的时候，也是典型的所谓搞原子弹的收入，不敌煮茶叶蛋的时期。记得我当时的工资只有120元/月，而当时在学校菜市场，一个菜贩的收入应该有1000－2000元/月。虽然媒体上也在宣传要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但捉襟见肘的生活，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体面起来。记得有一次听到两个菜贩的对话，一个菜贩对另一个菜贩说：你怎能拿这么高档的食品到这里卖呢？你别以为他们大学老师了不起，其实他们都是穷人，这些高档的东西没有人买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工资差不多上涨了100倍，而菜贩们仍象以前一样操劳，他们的收入也应该有所增长，但大约只涨2－3倍，上涨的幅度比我们少多了。
在知识分子低工资难以忍受的上世纪90年代前后，大量知识分子在那段时间下海。记得当年我们研究所的老所长，将他的得意门生博士毕业后送到美国读博士后，然后让其回到所里，很快晋升为教授，并准备培养他做未来的所长。当时香港大学的教师工资，差不多是我们内地教师工资的1000倍，再美好的前景也抵不上到手近1000倍的工资收入，他还是离开我们研究所到香港的大学任教了。我也在1990年到广州宝洁有限公司工作，记得到宝洁公司支付的第一个月薪水是我在大学工资的15倍。我从农村出来，也经历过经济困难时期，从小就养成节约的习惯，从此我终于摆脱了钱不够花的囧境。到了宝洁公司后，慢慢地了解到公司内部工资差异，员工来源地区不同，工资的差异是比较大的。一个香港人的工资，是大陆人工资的十倍，而一个美国人的工资，又是香港人工资的十倍。听说，当年宝洁公司的美方经理也觉得工资差距太大不合理，也想再提高部分大陆员工的工资，但当时中方高层经理，考虑到宝洁的工资已比国内的其他企业工资高出许多，工资差距太高，可能引起其它麻烦，故中方高层经理反而反对给中方的员工涨工资。宝洁公司聘请我，是想让我代替原来请的一位新加坡人所负责的技术工作，那个新加坡人，因与公司的大老板发生争执而被公司开除了，原来公司给他的年薪高达8.8万美元，当时人民币与美金的汇率大约8.0，宝洁聘请我，我对工资已很满意了，宝洁仍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从1985年设立第一个教师节，强调要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但知识分子在1985到1990年之间，工资涨幅极其有限，导致90年代初大量知识分子下海。工资真的开始上涨，应该从90年代初开始的。到了90年代中，我又回到学校读博士，后来又做老师。我在读博士期间，由于我主导建设了广州宝洁有限公司的表面活性剂原料生产的技术系统，公司继续聘我为其技术顾问，我的工资继续发放，并希望我博士毕业后能回到公司去工作。博士毕业后，我没有选择再回宝洁，虽然那时回学校的工资比外资企业低，工资要减少，但学校有那种自由的研究气氛，自己有什么新想法，立即可以试一试，而在外资企业，他们并不需要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只需要“follow up”，这是我难以接受的，我宁愿留在工资待遇稍低的学校里任教。我应是那种比较少的，下海见识过赚大钱，后来又真正爬上岸的人。
高校的工资，这些年来，还是有长足的增长，但与相对工资比较高的一些企业比起来，差距仍是明显的。差不多十年前，一帮原来宝洁公司的经理，聚在一起，他们大部分都离开了宝洁，到其它企业工作，除了我以外，他们中最低的年薪都高达80万元。每年总收入超过12万元就要填写个人收入调节税的确认单，今年初税局给我反馈的去年总收入，也还没有十年前那些留在外企做经理的最低年薪的一半。在这些费用中，学校给的工资及奖金占一半左右，另一半应是我到各处做专家等的劳务费。
学校的工资不算很高，但我对目前的收入是满意的，我们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有一帮研究生与我一起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工作。象我们，房子等大综消费的支出已不需要了，而拿到的收入年年仍有增加，年年都有结余，知足常乐，若我还抱怨工资低，是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但想起我刚留下来做教师的那几年，那种捉襟见肘的囧境，我仍记忆犹新。其实真正需要钱的是刚毕业留校做老师的年青人。结婚，生孩子，买房子每个都需要花大钱，而工资有限，能拿到的专家费也不多，这是最需要特别关照的时候。现在的高房价，更是逼得年轻人当“啃老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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