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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挖人”困局:去学术领域行政化是根本

时间:2017-04-10来1源:未知 作者:91boshi

储朝晖

 


 

熊丙奇 

■本报记者 韩天琪

随着“双一流”大幕开启,“人才”成为评价各高校和学科的重要标准之一。为了在评选中占据有利位置,各高校纷纷进入“挖人大战”当中。例如,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给引进的首席科学家提供30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给院士500万元年薪,天津工业大学给院士500万元住房补贴,而华东政法大学在2017年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中给学科领军人才开出“800万元房补,100万元年薪”的该校“史上最高”待遇。

而这其中,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成为人才被挖的“重灾区”。东部高校资金充裕,挖走人才,在各类评选中占优,获得更多资助;而中西部和东北高校资金不足,留不住人才,在评选中落后,资助渐少。这样的循环,逐渐演变成学术领域的马太效应,对我国各地区高校间的平衡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挖人才”异化为“挖头衔”

“现在很多高校为了在‘双一流’的竞争中获取优势,纷纷制订人才引进计划重金‘挖人才’,而且以引进院士、长江学者、人才学者‘头衔’为主要目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这是政府部门的导向导致的。

熊丙奇认为,首先,我们在评价各高校和学科时,已经异化为评价高校和学科有多少院士、长江学者、人才学者,等等。“我们本身的人才评价体系有问题。如果不把头衔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学校就不会、至少没有很强的冲动去抢和挖这些人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人才的头衔化、头衔的利益化,而背后则是人才评价和评审的行政化。

比如,评选长江学者的目的是给学者一定的资助,让他安安心心做学问,没想到它变成了一种学术头衔和学术身份;院士应当是一种学术荣誉,没有任何利益,但在我国,当选的院士拥有某种学术特权,享受最高的学术权力,有很多的相关待遇。

其次,高校花重金挖人才,而不是对本校的现有人才加以培养,因为学校认为挖人才的方式是一种最快的获得学科发展的方式,是一种“速成法”。“这是完全忽视人才本身成长规律的。政府制定了什么样的指标来评价学校,学校就会以怎样的措施来迎合政府。”熊丙奇补充道。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原来各高校在申请“985”“211”时已经有过一轮“人才东南飞”的潮流,引起了人才建设的一些问题。“当时很多高校在搞学科合并、大挖人才。所谓的人才引进变成了领导的政绩工程。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实质与当时是相似的。”

破解中西部高校人才困局

“为什么东部学校有钱?除了学校本身的区位优势和它自己办学引入的良性机制之外,政府拨款本身也有问题。”熊丙奇认为,对于中西部高校来说,突出重围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改变评价体系,让东部高校不去挖人才;二是加大对中西部高校的投入,让它们也有能力进行人才竞争。

“对于中西部高校,应当加大基础性拨款,减少项目性拨款。通过基础性拨款,让学校的整体办学能力提高。”熊丙奇分析称,有很多学术头衔人才的高校更有可能获得项目性拨款,这就导致了东部高校越来越富、人才越来越多,而中西部高校越来越穷、人才越来越少,马太效应凸显。

两位专家一致认为,人才流动本身是正常的,但是人才的恶性竞争就不正常。

“政府应当在拨款方面建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执行政府拨款预算,监督政府部门拨款。该委员会应当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来进行拨款,这个过程中要增加基础性拨款,而减少项目性拨款。”熊丙奇建议,“我们现在的项目性拨款太多,结果导致了‘跑部钱进’。在国家层面,中西部高校获得的基础性拨款应与东部高校一致,这就解决了之前基础性拨款少,而项目性拨款多且倾向于东部高校的问题。”

去除行政化,让评价回归学术

历史上真正的一流大学都不是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一天建成的。要解决人才领域的恶性竞争还是应当走去除行政化的道路。

“首先要关注的是去人才头衔化、去院士利益化,让学术人才的评价回归其本身。这是釜底抽薪之策。”熊丙奇多年来呼吁政府应当退出学术评价,让有关学术的各种评价机制回归学术本身。

在熊丙奇看来,政府部门可以出台计划,但是要避免由政府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人才评审和学校评审。“这是改变目前的学术‘头衔化’和‘身份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此前政府部门在其中起到了不好的作用,导致现在的学术评价都异化为学术利益。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退出。”

其次,在评价一所高校时不应以有多少学术头衔为标准,而是看其学术研究水平。“这就不会导致高校间对于学术头衔人才的争夺,而是关注人本身做出的实实在在的研究,哪怕是年轻教授做出了好的研究,也应当给予认可。建立起以学术和教育为本位的评价体系,而不是基于头衔的评价。”熊丙奇补充道。

储朝晖呼吁,解决此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减少行政干预。“制定重金挖人才政策的肯定是行政人员,而不是专业人员。这种思维就是用行政思维解决问题。从小范围来看可能提高了学科建设的水平,但从大范围来看破坏了学术生态。”

“如果高校在办学过程中采取‘简单交易’的方式来发展,评价标准就不应当向其倾斜。”储朝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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