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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你们的压力也是中国的压力(图文)

时间:2017-09-21来1源:哒哒 作者:91boshi

谈到博士生,首先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场景可能是一个个在象牙塔中的忙碌的身影。他们掌握着撬动学科之门的钥匙,尽享着知识带来的快乐。

然而,事实却不似追梦者们所期待的。现在的博士生们,在半只脚迈入学术圈时,就已经承受了超乎常人的压力。

放眼世界,博士生的精神状态都因巨大的压力而处于亚健康状态。

一篇欧洲学者发表的论文中提到,32%的博士生都患有较严重的精神疾病。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博士数量从2000年的15.8万增长到了2012年的24.7万,提高了56%。博士群体也因此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

我是博士生,我有精神病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47%的博士生情绪低落沮丧,有抑郁倾向。许多人无法按时毕业,滞留在博士学位的时间长达5-10年甚至更长。

博士生中抑郁症发病率很高。工作时间长,职业前景有限,薪酬水平低,都是抑郁症高发的帮凶。

在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在2008年就已超过美国,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生产国”。而博士生由于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我是博士生,我有精神病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生产国”

2014年,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单人宿舍里,32岁博士研究生的张东文服下了1克足以致命的毒素秋水仙素,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生前曾称,压力无处不在。

2017年6月10日晚,西北工业大学友谊校区,发生一起博士生坠楼事件。坠楼学生为航天学院的博士生,他曾被同学亲密地唤作“旭哥”。

我是博士生,我有精神病
该生所在西北工业大学精确制导与控制研究所整顿学风通知

根据该博士生昔日同学的回忆:“旭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学习成绩优异,又很刻苦勤奋,在当年的教改班里边也是属于优秀的人。这样一个人走上了这条路,不应该把全部原因推到一个逝去的人身上。”

当博士生自杀事件的频发,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博士生们的生存现状。

在博士生的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是指引方向的导师们。而有些导师忘记了作为老师的根本职责,将博士生当作廉价劳动力压榨,没有真正关心过学生的需求。

有调查显示,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几乎占一半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甚至高达47名。

我是博士生,我有精神病

在中国,博士生导师除了是一份职业,也是一种声誉。这意味着博士生导师除了指导学生的论文还承担着很多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

声望越高、资历越深的导师以挂名方式或者同时指导的学生数量就可能更多。导师指导的学生数量越多,每个学生得到的导师指导就越有限。

而在美国博士生才是科研的主力军,博导更多的是寻找资源、构筑科研平台。

现在我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在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和经费、导师需要学生参与课题的“利益驱使”下,师生关系更像是一种“雇佣关系”。

我是博士生,我有精神病

国外对导师的满意度较高 |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大多数的博士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而对于发表论文要把导师列为第一作者的“潜规则”,很多博士生都表示不满。但在“雇佣关系”之下,导师在很多方面对学生发展具有决定权,学生又不得不接受。

甚至有部分导师把博士生当作廉价的高级劳动力,故意使学生延期毕业。部分导师的不负责任使得博士生所背负的压力倍增。

我是博士生,我有精神病

而在许多高校所盛行的价值观的影响之下,写不出论文,毕不了业的学生们,就如同是工业流水线上的残次品,被彻底边缘化。没人告诉他们,人生的宽广岂是一条工业流水线能够涵盖的。

生活中的种种压力不但影响着博士生们学术方面的精力投入,同时也是造成博士生情绪低落和精神紊乱的另一大原因。

博士面临的压力不仅仅要搞研究,写论文,“还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

在复旦读博的王同学十分无奈,“生活上有挺大压力的,关键是没钱。现在博士也要交学费了,每月学校给的补贴又少的可怜,长这么大了有时还不得不跟家里要钱,很不好意思的。”

绝大多数博士生已为成年人,需要自己负担吃穿用度甚至负担起整个家庭的生活费用。而中国目前的博士生待遇与国外相比差距较悬殊

我是博士生,我有精神病

中国博士生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几个部分,助学金、奖学金、导师的课题收入补贴、兼职。

伴随着物价的持续走高,博士生每月的生活补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大部分博士生只能寻求家庭支持,或者做兼职,影响了对学习的时间和精力投人。

经济上的紧张是生活压力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个人情感。而更令人压力倍增的是来自父母的催促,同辈的对比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博士生中,15.2%的博士生未婚,甚至没有男(女)朋友,另有39.6%属于已有男(女)朋友的未婚博士生――已婚博士生不到一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位博士生谈到自己的情况:

“我到了这个年龄,父母虽然不会特别催促我,但平时聊天还是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担心和焦虑。其实身边同学父母“催婚”的还不少。而且来自社会的压力也很大,比如前不久新闻中提到相亲市场中女博士排在相亲鄙视链的最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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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博士、医生和护士等在相亲时遭遇“鄙视”

对那些正在一段感情中或已婚的博士生来说,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与配偶长期分居等原因,也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博士生群体产生精神压力的原因之一。

对博士生来说,学术研究同家庭事务之间的冲突常常在所难免,工作与家庭往往难以兼顾。

博士生一般都对未来职业寄予厚望。但相对于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由于研究内容的专一性,就业范围更窄,博士生毕业后主要就业渠道包括知名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公务员,出国等。

现在,随着高校扩展,博士生人数的增加,学位含金量也在不断下降,高校教职也已趋于饱和,越来越多的博士放弃科研之路,转投政府、企业。

然而随着高学历人才消费热的降温,就业形势发生转变,对于未来就业的担忧也是困扰博士群体的一个主要问题。

我是博士生,我有精神病

一个法学女博士为了读书放弃了年薪20万的工作,博士毕业之后,投了几百份简历才发现,再也进不去那种单位了。

许多的博士生梦想着能够在“象牙塔”中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然而,现实可能将他们的梦击碎。

博士生的生活就像糖衣药片般,外边看上去是甜的,其中的味道只有各自品尝。南开大学的胡同学说,“如果重新来过,我可能不会选择读博。一方面读博真的比我想象的要辛苦,另一方面这个圈子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纯粹。”

博士生居于国民教育培养体系顶端,是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关乎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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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推动知识边缘扩大的博士生,都是拿命在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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