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官不聊生”
每天早上翻开新闻，官员落马的消息就会时不时跳出来。即使普通百姓，也为这30年罕有的官场风暴感到惊心动魄。年底，养老金并轨改革再次引起热议，“高替代率”的公务员养老金，这块“体制内”最诱人的蛋糕之一，看来也要消融。“中国将迎来新一轮公务员下海潮”，一时间呼声高涨。
下海潮,“92派”启示录
三十几年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数波公务员下海潮，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然就是所谓的“92派”的故事。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全国有上百万官员造访深圳。这一年，深圳市政府接待办最多时曾同时迎来60批考察团。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数据，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数年后，中国工商界的“92派”崛起，成为一段佳话。
92派，这些在当今中国工商界显赫无比的名字，陈东升、郭广昌、冯仑、俞敏洪、胡葆森、黄怒波等，在《博鳌观察》执行总经理陈海所著的《九二派》一书中，被称为“新士大夫”、“士商”。他们都曾是体制内精英，或者是政府官员，或者是国家智囊部门研究人员，或者是大学教师，有的甚至在40岁左右已官至司局级，堪与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类比。在成为企业家之后，他们也乐于担当公共生活中的其他角色，如商业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等。他们“大我情结”深重，下海时多抱有“实业救国”、“经济强国”之类的宏大而浪漫的抱负。92派，无疑是当今中国工商界美誉度最高的企业家群体之一。
然而，争议也并非没有。
1993年，92派的旗手人物，泰康人寿、嘉德国际的创始人陈东升就说过一句名言：“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意思不难理解，就是要利用体制内累积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在市场上打开局面，建立现代企业，从而也是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说法颇有辩证意味，它阐明官员下海的合理性，同时也引来争议：利用体制资源赚钱，与 “红顶商人”何异?
陈东升对此曾作辩解：“有些人对我们有看法，觉得我们有一点像苏联体制改革时期搂了权力的人。其实我们没有权力，我后来办企业也都是靠校友、同学一起来张罗。因为我是来自县城的，北京谁都不认识，就是靠同学、校友帮助，这也是一张关系网……”陈东升的辩解，不无道理。至少，他们那点体制优势，与后来国家商业主义的巨头垄断不可同日而语，与沉默而凌厉的权贵精英势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体制优势，可能更多地体现为对体制规则的熟悉，以及在体制内机构累积起来的知识素养、视野、实操经验等，而非直接的权力。
对他们与体制的关联，《亚布力观点》主编傅小永有精彩的评论：“体制是他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什么是“精神掣肘”?或许是指体制“救生衣”使他们冒险精神、“实干”精神不足，这是与上世纪80年代以“边缘革命”引领风潮的草根派制造业企业家相比而言的;或许是指体制习惯使他们的“创新”能力不足，这是与后来张朝阳、李彦宏这些海归派互联网弄潮儿相比而言的。
这些说法大概都有点道理。92派从事的主业多以贸易、金融等服务业及房地产业为主，如陈东升的泰康人寿、冯仑的万通等，这个领域确实容易发挥体制内人脉关系优势。当然，与传统制造业相比，这个领域也相对“高端”，需要更多的知识资源与现代经济意识，92派本身是体制精英、知识分子，由他们来开拓这些对打通当时经济发展瓶颈至关重要的行业，也是理所当然。
一代有一代之事，放到历史发展脉络中，92派纵有种种不足，仍旧是中国30年改革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做出了重要贡献。况且，在当时市场机制尚未建立、健全，需要更多人才去“试水”的情况下，他们勇于下海，敢做先行者，对突破当时僵化的体制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点，更具有普遍的价值。92派，显然不同于所谓的“红顶商人”—纯粹通过官商勾结牟利者。
新黄金时代来临?
90年代狂飙突进的改革造成了92派崛起的胜景。进入21世纪，国家商业主义模式成型，改革步伐大幅趋缓，此前由体制内向市场配置企业家的流向基本终结，而全国性的公务员考试热潮兴起。“到体制中去”，而非“到市场中去”成为一代年轻人的选择。
改革，不进则退。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缺乏吸引力，人才蜂拥流向体制，显然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十余年下来，大量人才淤塞于体制，晋升渠道狭窄，而青春止不住流逝。他们的才华本该配置于市场之上，既实现自身价值，又为社会创造财富，如今却被大量浪费、虚掷掉了。
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既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区分“政务官”与“事务官”，也不像中国古代那样区分“官”与“吏”。在当代西方及古代中国，只有“政务官”与“官”具有道德领袖的含义(父母官)，而“事务官”与“吏”仅仅是政府雇员，同其他组织的雇员性质大致相同，不承担道德含义。中国当代的公务员制度，则把“政务官”与“事务官”，“官”与“吏”融为一途，从最低的办事员经过十五级直通国务院总理，这就赋予公务员队伍过多的道德含义。
这样一来，普通公务员就被置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在一份谋生的工作上产生领袖精英式的幻觉，本为“吏”而自以为是“官”，滋生不恰当的期待。这种杂糅的身份也使民众对公务员产生过高的要求与期待，实际上是以对“官”的标准来要求“吏”，这就容易产生不必要的对立与矛盾。另一方面，大多公务员实为“政府雇员”，但因这种身份不能在法理上明确，于是难以像其他领域的雇员那样组织起来与雇主进行谈判，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与待遇。
中国公务员问题累积，既有民主政治、法治监督不到位的因素，也有技术设置上的问题。在今天就集中体现为民众认为其腐败、低效，而广大底层公务员则收入微薄，有苦难言。反腐、削减福利等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十几年的“国考”热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降温，公务员下海潮也可能会出现。
未来的公务员下海潮，可能出现两种应区别对待的情况：一是普通公务员尤其是年轻公务员因生活所迫改行、跳槽;二是部分有实权的官员迫于反腐压力或出于自身职业前途的考虑，而改行进入市场。对后一种情况，尤其需要警惕权力“期权化”现象，要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关于公务员离职后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的领域与年限。如20世纪90年代那样“带薪下海”等形式也应当避免，因为，那是特定的市场转型时期的产物，是鼓动“试水”以突破当时僵化体制的应对措施，有其合理性。今天还这样的话，明显缺乏合理性，甚至可能堂而皇之地为贪官洗钱筑就通道。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空间已经打开，但缺乏敢于探路之人。过去的十年则相反，民众已不乏勇气与经验，而施展之空间却走向逼仄。未来，改革之空间有望再次打开。如此，新一轮下海潮呼声高涨，则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新黄金时代的福音。
每天早上翻开新闻，官员落马的消息就会时不时跳出来。即使普通百姓，也为这30年罕有的官场风暴感到惊心动魄。年底，养老金并轨改革再次引起热议，“高替代率”的公务员养老金，这块“体制内”最诱人的蛋糕之一，看来也要消融。“中国将迎来新一轮公务员下海潮”，一时间呼声高涨。
下海潮,“92派”启示录
三十几年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数波公务员下海潮，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然就是所谓的“92派”的故事。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全国有上百万官员造访深圳。这一年，深圳市政府接待办最多时曾同时迎来60批考察团。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数据，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数年后，中国工商界的“92派”崛起，成为一段佳话。
92派，这些在当今中国工商界显赫无比的名字，陈东升、郭广昌、冯仑、俞敏洪、胡葆森、黄怒波等，在《博鳌观察》执行总经理陈海所著的《九二派》一书中，被称为“新士大夫”、“士商”。他们都曾是体制内精英，或者是政府官员，或者是国家智囊部门研究人员，或者是大学教师，有的甚至在40岁左右已官至司局级，堪与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类比。在成为企业家之后，他们也乐于担当公共生活中的其他角色，如商业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等。他们“大我情结”深重，下海时多抱有“实业救国”、“经济强国”之类的宏大而浪漫的抱负。92派，无疑是当今中国工商界美誉度最高的企业家群体之一。
然而，争议也并非没有。
1993年，92派的旗手人物，泰康人寿、嘉德国际的创始人陈东升就说过一句名言：“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意思不难理解，就是要利用体制内累积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在市场上打开局面，建立现代企业，从而也是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说法颇有辩证意味，它阐明官员下海的合理性，同时也引来争议：利用体制资源赚钱，与 “红顶商人”何异?
陈东升对此曾作辩解：“有些人对我们有看法，觉得我们有一点像苏联体制改革时期搂了权力的人。其实我们没有权力，我后来办企业也都是靠校友、同学一起来张罗。因为我是来自县城的，北京谁都不认识，就是靠同学、校友帮助，这也是一张关系网……”陈东升的辩解，不无道理。至少，他们那点体制优势，与后来国家商业主义的巨头垄断不可同日而语，与沉默而凌厉的权贵精英势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体制优势，可能更多地体现为对体制规则的熟悉，以及在体制内机构累积起来的知识素养、视野、实操经验等，而非直接的权力。
对他们与体制的关联，《亚布力观点》主编傅小永有精彩的评论：“体制是他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什么是“精神掣肘”?或许是指体制“救生衣”使他们冒险精神、“实干”精神不足，这是与上世纪80年代以“边缘革命”引领风潮的草根派制造业企业家相比而言的;或许是指体制习惯使他们的“创新”能力不足，这是与后来张朝阳、李彦宏这些海归派互联网弄潮儿相比而言的。
这些说法大概都有点道理。92派从事的主业多以贸易、金融等服务业及房地产业为主，如陈东升的泰康人寿、冯仑的万通等，这个领域确实容易发挥体制内人脉关系优势。当然，与传统制造业相比，这个领域也相对“高端”，需要更多的知识资源与现代经济意识，92派本身是体制精英、知识分子，由他们来开拓这些对打通当时经济发展瓶颈至关重要的行业，也是理所当然。
一代有一代之事，放到历史发展脉络中，92派纵有种种不足，仍旧是中国30年改革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做出了重要贡献。况且，在当时市场机制尚未建立、健全，需要更多人才去“试水”的情况下，他们勇于下海，敢做先行者，对突破当时僵化的体制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点，更具有普遍的价值。92派，显然不同于所谓的“红顶商人”—纯粹通过官商勾结牟利者。
新黄金时代来临?
90年代狂飙突进的改革造成了92派崛起的胜景。进入21世纪，国家商业主义模式成型，改革步伐大幅趋缓，此前由体制内向市场配置企业家的流向基本终结，而全国性的公务员考试热潮兴起。“到体制中去”，而非“到市场中去”成为一代年轻人的选择。
改革，不进则退。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缺乏吸引力，人才蜂拥流向体制，显然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十余年下来，大量人才淤塞于体制，晋升渠道狭窄，而青春止不住流逝。他们的才华本该配置于市场之上，既实现自身价值，又为社会创造财富，如今却被大量浪费、虚掷掉了。
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既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区分“政务官”与“事务官”，也不像中国古代那样区分“官”与“吏”。在当代西方及古代中国，只有“政务官”与“官”具有道德领袖的含义(父母官)，而“事务官”与“吏”仅仅是政府雇员，同其他组织的雇员性质大致相同，不承担道德含义。中国当代的公务员制度，则把“政务官”与“事务官”，“官”与“吏”融为一途，从最低的办事员经过十五级直通国务院总理，这就赋予公务员队伍过多的道德含义。
这样一来，普通公务员就被置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在一份谋生的工作上产生领袖精英式的幻觉，本为“吏”而自以为是“官”，滋生不恰当的期待。这种杂糅的身份也使民众对公务员产生过高的要求与期待，实际上是以对“官”的标准来要求“吏”，这就容易产生不必要的对立与矛盾。另一方面，大多公务员实为“政府雇员”，但因这种身份不能在法理上明确，于是难以像其他领域的雇员那样组织起来与雇主进行谈判，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与待遇。
中国公务员问题累积，既有民主政治、法治监督不到位的因素，也有技术设置上的问题。在今天就集中体现为民众认为其腐败、低效，而广大底层公务员则收入微薄，有苦难言。反腐、削减福利等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十几年的“国考”热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降温，公务员下海潮也可能会出现。
未来的公务员下海潮，可能出现两种应区别对待的情况：一是普通公务员尤其是年轻公务员因生活所迫改行、跳槽;二是部分有实权的官员迫于反腐压力或出于自身职业前途的考虑，而改行进入市场。对后一种情况，尤其需要警惕权力“期权化”现象，要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关于公务员离职后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的领域与年限。如20世纪90年代那样“带薪下海”等形式也应当避免，因为，那是特定的市场转型时期的产物，是鼓动“试水”以突破当时僵化体制的应对措施，有其合理性。今天还这样的话，明显缺乏合理性，甚至可能堂而皇之地为贪官洗钱筑就通道。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空间已经打开，但缺乏敢于探路之人。过去的十年则相反，民众已不乏勇气与经验，而施展之空间却走向逼仄。未来，改革之空间有望再次打开。如此，新一轮下海潮呼声高涨，则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新黄金时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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