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险在药品和检查支付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药品检查的费用也是我国医保费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保如何支付和控制药品费用的过度增长，如何确定合理的药品价格，解决药价过高的问题，都是医改需要解决的难题。”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教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中国健康产业论坛上如是说。
朱恒鹏表示，国务院医改办、卫生部从去年就开始明确表示，要废掉以药养医把医药分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容易做。
“中国在全世界的总体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并不高，社会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整个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也不到5%，但是中国的药占比却超过40%，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总体医疗费用并不高，但是我们的药品费用占GDP的比重其实挺高的，大约在2.2左右。约1万亿左右。”朱恒鹏说。
那么，出现以药养医，最直观、最容易理解的原因就是医疗服务的价格被定低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就把医疗服务价格定得比较低，当时就允许医院卖药可以赚15%，而现在改成市场经济体制了，却仍然坚持用这个定价模式。我国的医疗资源是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体制，尽管从医疗机构数量上来看，公立医疗机构的数量不到一半，但公立医疗机构控制着90%的病床。所以，出现这种定价方式，实际上是与这个体制有关系的。
2010年，财政部和卫生部出台的公立医院财务制度中明确规定，国有事业单位的收支结余部分用于职工福利和奖金分配的比重不能超过一个比例。“如果允许公立医院有收入分配自主权的话，国有医院可能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它们很可能重蹈当年国有企业的覆辙，利用国有的固定资产在有限任期内做大营业收入、做大收支结余，然后大家分钱。无论财政投入有多少，公立医院总有一些固定资产（至少有土地）是政府给的，而这些资产创造的价值可能被作为收支结余而分掉，所以控制分配比例是必须的。
所以，要想废除以药养医，把药上的钱转到医疗服务上来，不管是医保来付还是患者自付，都将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也涉及到院长的自主权甚至院长的任命体制。
因此，废除以药养医、把医药分开不是简单地靠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就能解决的问题，还必须配套以公立医院的其他改革，如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张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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