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近年来人才资源总量稳步增加，但高层次人才流失仍难遏制，原因何在?
作为中组部第12批支援西部的“博士服务团”成员，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医生刘愚勇2011年底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挂职锻炼，担任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副院长。
一年间，他主刀完成百余例心脏外科手术，并在部分国内罕见、操作难度大的手术中勇扛重担。在宁夏心脑血管医院有设备缺人才、科室发展止步不前的情况下，他牵头组建了心脏外科手术团队，带动学科医疗水平整体上升。
本刊记者在贵州、广西、甘肃、陕西、宁夏等省区采访了解到，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及人才项目的密集落地，西部地区人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引才机制和平台不断完善，人才总量稳步增加，促进了西部地区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但高端人才流失依然难以遏制。
以产业平台集聚人才
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和在校大学生总量中约七成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的一些重大建设工程上马后，往往面临着人才支撑不足的困局。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及沿海产业向西部的梯度转移，西部的人才瓶颈问题日益凸显。
“人才竞争日益激烈，像贵州这样的西部省份往往在吸引人才时处于劣势。”贵州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贵州针对自身实际，创新实施柔性引才政策，即确定“人事关系不转、户口不迁、来去自由”原则，通过技术合作、技术入股、合作经营等方式，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资源引才引智。近两年来，省内高校每年引进“候鸟型”高层次人才都在百人以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钟南山等知名专家学者，成为省内一些高校、科研院所的“座上宾”，带动促进了学科建设和科研学术水平不断提升。
甘肃省从2010年开始加大柔性引才力度，规定受聘人才、引进人才可“不受国籍、户籍和身份等限制，可以不改变与所属单位人事关系，来甘肃创业或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冯志强介绍说，2009年开始，宁夏连续举办“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合作洽谈会”，搭建引智平台，累计柔性引进两院院士及国外院士108人、知名专家238人，对宁夏重点项目工程的实施、优势学科及产业的发展等起到显著促进作用。
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局长孙学玉表示，近年来，西部一些地区克服引才引智劣势，创新人才配置机制，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制定出台许多柔性引才政策措施，鼓励人才以多种形式参与西部开发，成效显著。
“体制内容纳人才岗位有限，高薪重金聘请人才也不是长久之计。”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成光认为，应依靠打造产业平台来集聚人才，让人才有用武之地。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引进美国农牧企业艾格菲国际集团，投资创办广西最大的生态种猪场及肉猪基地。首期设计年存栏能繁母猪1.1万头，养殖肉猪20万头，吸引9名博士加盟企业，参与构建生猪—沼气—果树循环生态链。
近年来，广西还依托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和优势企事业单位来聚集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已经建成42个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广西农科院利用人才小高地专项资金，资助青年科技人员出国进修、培训，培养组建60多个科技攻关团队，参与国家“863”、“973”重点科研项目。
孙学玉表示，人才工作量广面大、知易行难。因此，做起来要务实、具体，通过事业为人才搭建平台，让人才有用武之地。
释放人才红利
本刊记者走访了解到，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对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大，西部一些地区开始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据了解，贵州省出台了加强人才培养引进15条意见，明确提出“鼓励科技人员离岗或在职创业”、“科技人员职务发明成果转化收益最高95%归个人”。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下，贵州省各地高新技术开发区及人才聚集区不断建立，在当地形成多个引领发展的“人才特区”。
陕西全省11个市(区)、107个县的人才发展规划和全省7个专项规划已相继颁布实施。陕西省委组织部人才处副处长成应斌介绍说，陕西还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有较高含金量的财税政策，允许企业把引才的购房补贴、安家费、科研启动费、专利维护费列入成本核算。同时，建立省属骨干企业人才科技投入倒逼机制，明确要求企业营业收入0.3%要专项用于对科技成果和企业创新人才奖励。在人才政策的推动下，西安、宝鸡、天水等8城市共同组建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人才合作联盟”，形成了跨区域的人才派遣、中高级人才资源一体化共享。
“如果没有人才的聚集，肯定不会有酒泉风电基地的建立。”酒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玉福说，产业优势能带来人才优势，依靠新能源产业，酒泉已吸引来相关人才超过万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组织部部长傅兴国认为，农林畜牧是西部优质资源，每建设一个优势特色产业，都会集聚一个拔尖创新人才团队、一批管理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实现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互动。针对城市环境、生活待遇远不及发达地区的现实，西部地区应利用独特资源优势打造产业高地，在吸引项目资金集聚的同时，也为人才集聚搭建平台。据他介绍，与法国波尔多同纬度的宁夏贺兰山东麓，正加速建设高端葡萄酒产业园区，葡萄种植面积规划扩大至百万亩，未来将吸引五六万名相关人才。
高端人才流失难遏制
在多方努力下，一些西部地区人才净流出局面有所遏制，出现了人才资源总量持续增加的可喜局面。
据统计，贵州近10年来人才资源总量净增约80万人，院士、国家“人才”入选者等高层次领军人才实现了零突破，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增幅较大。贵州省委组织部人才处处长樊铁钢介绍说，近年来贵州省千方百计吸引、聚集、留住人才，全省人才资源总量持续增加，2012年底全省人才总量已超过220万人。
虽然近年来人才资源总量稳步增加，但高层次人才流失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基层组织部门负责人反映，“流失的大多是成熟的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多是刚毕业的大学本科生或博士硕士，质量明显不成比例。”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组织部负责人说，近年来，黔东南州人才总量得到一定提升，但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仍较为缺乏。一些企业想引进高级工程师、工程师以及国内知名专家、院士，均因多种因素无法实现。如当地的西蒙斯电梯有限公司缺4名机械、电器方面的高级工程师，20名中级工程师，一直都招聘不到。
引入人才不易，当地高层次人才又在不断流失，这恰是西部地区人才工作普遍面临的困境。
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甘肃省至少有4000多名高级科技人才“东南飞”;近10年来，甘肃省调出高级职称技术人才上千人，调入不足百人，仅中科院兰州分院、兰州大学等重点科研院校跨省调出的高层次人才就有近500人，而同期从外省调入人才数量不足调出的二分之一，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流失呈现范围广、关键技术岗位多、中青年骨干多的特点。
据介绍，大量高层次人才的流失导致甘肃省各行业人才缺口巨大。据甘肃省委组织部调查，2011--2015年全省紧缺人才需求数为76400人，其中企业经营管理人才7433人，高技能人才14704人。在新能源、装备制造、有色冶金、城市规划等重点产业领域，人才缺口占全部需求人数的64%。
林大泽是北京一家地质学院的教授，前几年受邀到青海西部矿业集团的博士后工作站工作。在青海开展研究时，引来一批博士成员，青海省为林大泽和他的团队多次颁发奖励。2012年，林大泽因病回到原单位。随着他的离开，其博士团成员也纷纷撤离，青海多方挽留未果，研究课题因此撂荒。
“人才引进往往伴随着流出，科研机构和高校尤为严重。青海各高校每年都会有几名教授离开。”青海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海云说。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医院前任院长骆旭东是当地的学科带头人，薪酬并不比沿海地区同层次的人才低。但2012年骆旭东还是跳槽到深圳一家医院。“在深圳有100多个博士助手供他挑选，而在遵义，连个助手都找不到。”遵义市组织部门一位负责人说。
青海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基础研究处副处长赵以莲说，一旦有机会，哪怕是平级甚至降级调到东部，青海的本地人才往往也选择离开。这不光因为东部的生活条件相对好些，更主要的是因为东部总体科研水平、技术平台都高于青海。
采访中，西部省区组织部门负责人及专家普遍认为，西部人才大量流失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规律配置的结果，也是东西部地区在发展程度、区位优势等方面不均衡所导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手段，使得极具吸纳能力的发达地区自然成了人才资源的聚集地，对西部人才形成“虹吸效应”。
“西部人才流失状况恐进一步加剧。”中国人事科学院原院长王通讯表示，伴随市场对科研要素的导向作用更好地发挥，东西部区位和平台差距将继续扩大。加上我国科技和创新领域分配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完善，东部发达地区的优势和对人才的吸引作用会更加明显。 受访的基层干部及专家表示，从国家发展的区域平衡角度考虑，人才作为发展的第一资源，除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外，党和政府的“有形之手”宜发挥更大作用。应适时出台人才区域化政策，同时在国家级科研平台、重大项目布局上适当向西部倾斜，并加大对西部教育的帮扶力度，推动西部形成吸引、培养人才的更有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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